一、信念问题
 

　　马丁·路德·金讲：“我有一个梦。”和他一样，我也有一个梦。强军梦和强国梦。这两个梦其实是一个梦。这不仅是梦，已变成我的坚强的信念。我们都是军人。和我相比，你们都是年轻的军人。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讲课的时候，曾经套用毛主席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说，军队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是你们今天在座的这些同志的。你们是军队的明天，因此你们也是军队的太阳。我非常热爱这支军队。我十五岁参军，到现在已经三十四年了。我已经为它奉献了青春。我必将为它奉献终生，虽然我不敢讲是否能为它奉献子孙。我生在军营，长在军营。我爸爸就是个老军人。１９３９年，他和家乡的六个青年农民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在惨烈的孟良崮战役中，其他六个人都在这场战斗中战死，只剩下我爸爸一个人。两年后，我爸爸担任了营教导员。打淮海战役，我爸爸所在的二十一军一八七团在王塘阻击邱清泉兵团。仗打得真残酷。最后守王塘的连队只剩下六个人。敌人潮水般涌上来。爸爸打开了随身带了十年的一个小包裹，里面有奶奶给他做的一双布鞋。他舍不得穿。他背了它十年，走了万里路。在这最后的关头，他想把它穿上，一试，才发现两只鞋都是左脚！爸爸给我讲这个故事时他笑了，我却感到心酸。我们的军队是多少由我爸爸这样的朴实的农民组成的呀。多少先烈为了今天，在我们前头倒下了。

 

　　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时期。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大放异彩。军队的地位依然重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已经在政治上发挥了两次重要作用，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哪两次呢？一次是“六四”政治风波。小平同志说过，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的。既然非来不可，早来比迟来强。“六四”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最近大家在学习“十六大”的政治报告，里面有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十三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辉煌成就。这个“十三年”从什么时候分野？从“六四”。可以这样说，没有“六四”问题的解决，就没有我们国家今天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没有军队，“六四”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也就不可能有这十三年的辉煌。６月４号那天早晨，北京城经过一夜的倒海翻江之后突然平静下来。许多清场部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不知道下一步事态会怎么发展，神经的弦绷得紧紧的。那天上午，北京市所有的电话都不通。为什么打不通呢？因为全体市民都躲在家里打电话，电话一下超负荷，瘫痪了。谣言象长了腿，飞跑全国。西方渲染。全球目光齐聚在天安门广场上。当时，杨尚昆主席讲过这么一句话：“ 六四 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但是，我们的军队是党领导下的军队，这个班是没有的。军队是经得起考验的。军队为了“六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昆明基地政治部詹本发主任谈到这个问题。在北京当兵是很难的。“六四”时，北京有的人在阻挡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是下了毒手的。残害解放军的行为令人发指。六十三军的排长刘国庚在六部口被打伤然后活活地烧死；三十九军的班长崔国正在崇文门烧死吊起来；六十五军的班长李国瑞在阜城门被烧死后吊起来。后来杨尚昆主席接见了三个烈士的家属。这其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杨尚昆主席就注意到了。杨主席说，这三个烈士的姓名中都有一个“国”字。你看刘国庚、崔国正、李国瑞，就是死的最惨的三个烈士，名字中都有一个“国”字。杨主席讲，说明他们是为国家尽了力，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中国军队在“六四”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稳定了江山。这是军队在新时期所做的一次贡献。

 

　　另一次就是１９７９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和后来的“两山”（老山、者阴山）作战。特别是１９７９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们很多同志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的意义。当时就有人讲：我们和越南人打，现在牺牲了是烈士，将来一旦两国关系好了以后，他们算什么？我讲：“仍然是烈士！”为什么呢？对这场战争我们要从政治角度上去看。战争的意义往往在战争之外。小平同志的这场战争是打给两个人看的，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是美国佬。小平同志１９７８年复出，７９年１月访美，２月就打仗。从政治上讲，这一仗非打不可。为什么呢？小平同志复出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蓝图已经在他心中草绘而成，要实现这个蓝图必须在党内树立绝对的权威。要打一仗。那时“四人帮”刚被粉碎，党内思想极左的人大把大把的，既反邓，更反对他的路线及政策。要改革，就要有权威。最快的树立权威的办法就是打仗。刘裕就是这么做的。当时很多人反对打，认为解放军经过“文化大革命”不能打仗了，但邓小平说一不二，力排众议，大手一挥，２月１７日，解放军潮水般地涌过边界。第二个是美国佬，这个意义就更大了。到今天，邓小平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五年多了，但我一直觉得他就在我们身边。李献忠（北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编者注）说：“还是我们的毛泽东，越想越伟大。”我想说：“还是我们的邓小平，越想越伟大。”时间越往后推移，小平同志的伟大越让我们感到触手可及。他领着我们把整个中国的方向拧过来了。你看，这场仗是在１９７９年打的。１９７５年，美国人是在损兵折将以后狼狈地撤出了越南。小平同志说了，我教训一下越南。那时候越南跟着谁跑呢？跟着苏联跑。小平同志这个时候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就是把自己、把中国从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划出来。当时许多东欧国家都不满意，说社会主义国家打社会主义国家。小平同志在当时就看到，你这种社会主义，不要也罢。结果怎么样？假社会主义是没有生命力的。到１９８９年，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连苏联都垮了。十年前小平同志就看到了这一点，用这一场战争和你划清界线。小平，真奇人也！刚才我说这场仗也是为美国人打的，也就是说为美国人出气。有证据吗？有。小平同志前一天访问白宫出来，第二天就开打。为什么要为美国人出气？美国人刚刚灰头土脸地从越南走掉了。我们干嘛要为它出气？其实这不是为美国，还是为我们，为改革开放。中国要改革开放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此仗一打，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科技援助包括军援和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到中国。中美之间的蜜月长达十年之久，一直到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才划上句号。这一仗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资金，大量的技术。而这一切，确保了“苏东波”之后的中国继续挺立。其功至伟呵。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是从这场战争中迈出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军队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不可限量。

 

　　然而，我们的军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奉献出自己的？我上次来，跟庄可柱司令、齐海田政委讲过，我是有云南情结的。１９７９年作战的时候我在空军政治部，空军虽未出动，但地面战争一样揪着我的心。后来“两山”作战，总政组织一批作家采访，第一次是１９８４年，收复老山的时候，到十四军，我去了，还有叶楠、周涛、乔良。后来，我又单独去了几次。１９９９年，我又来了一次。我深深地眷恋着云南。为什么呢？就因为我当时到参战的部队去，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当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特别是“两山”作战的时候，后方是歌舞升平啊！部队官兵不仅面临生死考验，还都有生活负担。尤其是基层干部，几乎家庭都很困难。当时我去看十四军的一个指导员，他已经牺牲了，他妻子见了我，跟我讲，作战前这个指导员是有欠债的，临开赴前线时发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结果七扣八扣，工资袋在拿到手上的时候里面只剩下五分钱了。最后她拿出这个单子给我看，就五分钱，我真是觉得心酸。有些战士家里很贫穷，他们的遗书真是字字血、声声泪。烈士在遗书里面说，如果我要死了，请公社给我家一头牛；一个人讲，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军装脱下来送到我家乡去。我的兄弟都穿不起衣服。这些东西看了以后，真是让人难受。官兵们的精神象泰山一般伟大。我从后方到前方，前后方反差之大，不可言！不光是生活，还有其它方面。比方说，我曾经调查过四个军的参战部队，这四个军的参战部队凡是有未婚妻的干部，百分之百都吹掉了，几乎没有一个例外。我看了一个姑娘的绝交信，写的也有道理：“你牺牲了还好，你要是负伤缺个胳膊少条腿瞎个眼的，我们怎么往下过？”这也很实在。二十七军的一个副指导员领着突击队进攻一个山头，牺牲了。三十个突击队员牺牲了二十个。回来以后，连长把全连剩下的人集合点名，在一个老百姓的打谷场上，副指导员的尸体和这二十几具烈士的尸体就在旁边躺着。在这个时候，副指导员的未婚妻的信到了。什么信？绝交信。连长当着全连的面也就是当着活着的人的面，当然也当着这个已经牺牲的副指导员的遗体，念这封信，全连战士无不泪流满面。我时常品味当时的氛围和他们的心情。人性的光辉在这一刻闪烁出最明亮的光芒。走入战争的时候很少有豪言壮语。真正能打动人心的绝非长篇大论，更非大道理。沉默比喧嚣更有力量。我去过一个即将投入战斗的部队，哪里像小说里、电影上、电视上描绘的，参战前部队的求战情绪是多么的热烈，口号声连天，写血书等等，都是夸大其辞。部队作战前，驻地一片死寂。干部都躲得远远的。这些干部平时是很豪迈的。有一个干部一直到现在和我还有交往。那个时候我是个副营职干部，他是师长。他见了我，豪气干云地说：“我有三个想法，你给我写到书里去！第一，我要做中国的巴顿；第二，士兵算什么？士兵就是阿拉伯数字；第三，我盼望打仗。打一仗升一级。”就因为这几句话，我不原谅他。他对士兵没有感情呵。连长、指导员平时如果和战士关系好，还能在一起。如果平时有点矛盾，就都躲到一边去了。但枪炮一响，干部也好，战士也好，都是义无反顾。

 

　　你们都知道我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王仁先》。这篇文章反响很大。王仁先是十四军四十师的副连职参谋，昆明人，干部子弟。战前因违犯纪律受了处分，后来牺牲了。有人认为他不是英雄，我认为他是英雄，而且是高高大大的英雄。当时十四军军长×××曾说：“听说刘亚洲要写王仁先？十四军那么多英雄人物他不写，偏写这么一个人？”别人把此话转给我，我只轻蔑地撇了一下嘴。雨果早就说过，在绝对正确的英雄主义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王仁先的故事就是人道主义的典范，同时也是英雄主义的典范。王仁先本来在昆明谈了一个女朋友，但部队往老山开拔时，女朋友跟他吹掉了。部队开进老山地区后，驻扎在一个叫落水洞的地方。王仁先和几个干部住在一个苗族农民家中。女主人是很漂亮的苗族姑娘，结婚不久，有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这女人性格很奔放，很刚烈。少数民族的姑娘大都具有这种特点。不象汉族女人，不敢爱也不敢恨。汉族是最没有爱情的一个民族。别看汉族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它没有爱情。外国因为爱情可以发生战争，中国行吗？吴三桂算是为爱情打仗的男人了，偏偏又是个汉奸。落水洞这个苗族女人见到王仁先之后，立即就爱上了他。王仁先英俊帅气，一米八的个子。据说他的嘴老是紧抿着，象高仓健。王仁先开始对她是一屑不顾的。农村女人嘛，家里那么穷。虽然长得不错，已是有孩子的人了。部队上老山前，苗族女人给住他家所有的战士水壶里都灌满了水，给王仁先那壶里特意加了糖，加了那么多的糖，以至于象蜜一般甜。晚上，苗族女人抱着孩子来到王仁先屋里。她对王仁先使用了最原始的手段：解开衣服给孩子喂奶。他俩就这么在屋坐着。王仁先拼命抽烟。他在抗拒。但最后终于没抗拒住。为什么没有呢？这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明天部队就要上老山。这一去，他可能就要“光荣”了。他是个血性男儿，连女人都没摸过。他肯定心有不甘啊。这是人之常情。他俩当时就在猪圈里发生了关系。第二天，情况陡变，进攻推迟了。作战计划推迟，爱情已然来到。什么事情都一样，有第一次就有第一百次。那些日子，落水洞到处留下了他们爱的影子。当然，相当多的次数还是在猪圈里。王仁先每次做完事都抽烟，一根接一根抽，好凶啊。苗族女子高兴，就在猪圈里唱歌。好个有性格的女子！后来她丈夫查觉了，问她跟谁，她不说，丈夫就告部队了。十四军感到这是个严重破坏群众纪律的事件，×××军长下令严查。部队把住在苗族女人家附近的官兵全部集合起来，列队，把这个女人叫来认。这女人真是刚烈得紧呐，今天我想起来还肃然起敬。她走到王仁先跟前，一指，说：“就是他！”又说了一句什么，我学不出来，意思就是我喜欢他，我爱他。保卫科长说：“我早就猜到是王仁先了。我看到猪圈到处丢着高级烟头。那种过滤嘴的香烟连里只有他抽。”王仁先受到处分，还从副连降为正排。进攻老山那天，团里派王仁先到最前线去。７月１２日，越军一个师和我军在老山地区发生剧烈争夺战。炮火连天。因为落水洞离前线近，可以看到天边一片火红。苗族女人就坐在村头，望着老山方向。丈夫打她，下手很重。头和嘴都流血了，她不动。王仁先在最前方的高地上。他是炮兵参谋，及时向后方炮兵报了一千多条情况。我军炮火象长了眼睛一样，落到敌人头上。８月份我登上老山，往下望去，还可见累累白骨。那都是“７·１２”被击毙的敌人。后来敌人发现这个地方有名堂，集中炮火打这里。王仁先牺牲了。他的战友说当时他是靠着一棵树死的。他是站着死的。部队下来之后，仍从落水洞过。苗族女人站在村头，一个个地寻找。官兵们从她身边过，都低着头，象犯了错误一样。他们都整过王仁先，这时完全转换了一种心情。最后这个女人知道了王仁先牺牲的事。你看她要做什么？她把家里的财产变卖了，买了两条相当高级的过滤嘴香烟，来到王仁先的坟前，把两条烟全部拆开，一根一根点燃，插在坟头上。坟头都插满了。当时我听了非常感动。１９８４年，我到老山的时候王仁先的墓已经立起来了。开始军里不打算给王仁先记功，后来在我们这批作家强烈的要求下记了功，大概记了一等功。当时我去烈士陵园找他的碑，找到了。我就学这个女人，把一包烟撕开，都给他点燃，插在坟上。那时我是空军联络部副营职干事。事隔十五年之后的１９９９年，我在北空当政治部主任，又专门带了王春波、刘潘之几个处长到麻栗坡烈士陵园。老山青翠依然。这次我专门从北京带来烟酒，在坟前把酒给他倒上，把烟给他点燃。跟着我去的处长都流泪了。他们说，主任你对这个地方还有这么深的感情啊！我到成空以后呢，暂时还没有去。我当然要去。千年的墓碑会说话。麻栗坡那个地方有几千座墓碑，走近它那是走近每一个灵魂。走进麻栗坡烈士陵园，平时心里的那些污泥浊水都不存在了。

 

　　我有一个观点：中国真正的精英和真正的改革者，有一大部份在军队里。这里面有一个规律：就是越文明的国家，越是发达的国家，它的军队就越是一支保守的力量。美国军队绝对是一支保守的力量，德国、法国、英国都是。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它的军队恰恰是一支改革的力量，全世界都是这样，巴基斯坦、南朝鲜、菲律宾、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巴西，都如此。这是个规律。美国军人是相当保守的。美国军人保守并不是作战观念保守，而是政治上保守。我举例说明：美国军人和美国政客看待中国的眼光是不一样的。美国政客能看到中国崛起对世界的重要性，包括对美国的重要性。它知道除了遏制中国之外还需要与中国合作。美国军方的观念则保守得多。它认为，在新的世纪美国要确保五十年至一百年不落后，仅仅教训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这些小国家是不够的，必须找一个大国来教训。他把这个大国锁定中国。这是从世界角度上讲。其次，从中国角度上讲。“文化大革命”是个断层。文革中没有其它出路，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到军队来。因此，那一代的青年人中的精英都到部队上来了，一车皮一皮往部队拉。部队现在当到团以上干部的，没有一个草包，如果有，他是假装的。这些人就是不到部队来，继续留在地方，我有一句话，基本“职务相等”。什么意思呢？今天部队的团职干部不到军队来，在地方就可能混个县级干部。今天的师一级领导在地方上都是地市级干部，不会错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军队已相当成熟。现代化没有军队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中国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军队都会参予。中国军队任重而道远啊！为了完成历史赋予给我们军队的使命，需要更多的人才。军队现在已经人才济济，但是还不够，还要多些，更多些。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这是江主席的话。要特别注意人才的个性和共性。今天我着重谈谈这个问题。

 

　　个性问题。个性问题有不少，我这里主要谈的是地域性。很多人在研究人才时忽略了这一点，其实它挺重要。有一个现象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党的第一代领袖多出自长江流域，多出于湖南省。它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是鸦片战争，一是湘军。１８４０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后，西方对中国的入侵是由东南沿海顺着长江这条黄金水道逐渐向内地渗透的。长江流域领风气之先。科技、文化、制造业得以发展。思想焕然一新。第一波留学潮就主要是从长江流域开始的，最上溯可到四川。太平军兴起，沿长江东下。湘军军兴，亦沿长江东下。湘军攻克南京后，曾国藩自裁湘军。湘军将士携着从战争中掠夺来的大量财富逆江而上，回到湖南。这些钱他们用到了两处：一是盖房子置田地，一是大办学堂。毛泽东等领袖都是在这个时期进学堂的。湖南文化蓬蓬勃勃。故当时有“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之语。地域对部队的影响极大。京津地区部队有自己的特点。成都地区的部队也有它的个性。昆明地区的部队又有它的个性。京津地区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地区的老百姓都是很关心政治的。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很关心政治，人人都是小政治家。但是，一到关键时刻，越是京畿的部队越不能用。“六四”时典型的例子是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和二十八军。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是个将才。他在坦克一师当师长时我看过他指挥的一场演习。他懒洋洋地坐在，不，几乎是半躺在帐蓬中的椅子上，指挥千军万马，头脑清晰如闪电，井然有序，大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气势。在中国军队这样的人不多。与他不相伯仲的有×××，×××。超过他的只有兰州军区×司令。可惜徐勤先政治上不可靠。“六四”期间，北京告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亲自开车到保定，要徐勤先带部队进京。徐勤先问，有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小平同志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命令。周说，没有。徐说，那这个兵我不能带。周依冰指着徐勤先的鼻子说：“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两个儿子都在天安门广场！”三十八军就驻在京津地区。二十八军也是这样。二十八军是６月４日早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前一夜惊涛骇浪，许多部队已经攻进去了。群众在木樨地把二十八军拦住。二十八军军长何燕然在装甲车上手搭凉棚往前一看，说了一句话：“遍地青纱帐。”什么意思呢，你看老百姓多得跟青纱帐一样。这不是把自己当鬼子了吗？他那个政委也是够操蛋的。政委还来了一句：“十万青年十万军。”两个人还在那里做诗。刘华清副主席叫空军王海司令员派直升机向他们喊话：“前进前进！不顾一切前进！”何燕然根本不听，还对政委讲，将来上军事法庭，你去还是我去呀。后来刘副主席非常生气，说了四个字：龟不出头。我到成空以后，就研究成都地区部队。空军机关有一个现象很有趣：什么地区来的干部最多呢？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兰州地区来的干部最多，其次是沈阳。为什么？广州地区的干部不去呀。生活比较好。南京和华东地区生活也比较好。北空在北京也不用去。问题是成空的干部也不愿去。他不愿意离开成都，这就是文化使然。成都平原是个盆地。四川人有一种“盆地意识”，不思进取。黄涛（单位、职务不详，估计为作者朋友——编者注）说过“视觉盆地”的话，用这句话形容成都平原，很贴切。除了地理成因，还有历史成因。自古以来，凡在成都地区为王的，从公孙述开始到明玉轸止，当然还有张献忠，对中原都是采取守势战略。诸葛亮六出祁山，率部队打曹魏，实际上是以攻为守。他知道，我要不攻，连守都守不住。他成功地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邓艾伐蜀，攻克江油到绵竹之后，后援部队没上来，自己也精疲力竭，说明日干脆班师算了，结果硬着头皮往前一走，摧枯拉朽。搞了半天才明白蜀国原来力量是很空虚的。自古以来成都人都取守势，一直传到今天。你们都见过成都的“川军出川作战纪念碑”，但可曾对它发问？中国人为国作战，哪分省籍？你见过湘军出去打仗还要立个“湘军出湘纪念碑”么？河南人出去打仗还要立个“豫军出豫纪念碑”么？抗日战争时期川军出川作战，偏要立个纪念碑，恰恰是川人守势心态的印证。但一个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成空部队都处在边远艰苦地区，领导下部队，目击部队那种艰苦奋斗的场景，会对灵魂产生洗礼和冲击。成空领导一般都比较淡泊名利，道理就在于此。昆明基地雷达团有一个排长，月工资四百元，每月寄给瘫痪在床父母二百元，小孩上学一百五，生活费只有几十元。家徒四壁。但在艰苦的地区一干就是十年。空军丁文昌政委去看望了他，说：“你很不错，我给你敬个礼。”排长眼泪刷刷地流。这是最高奖赏了。你们昆明基地位处云南。这里是“老山精神”的发祥地。你们是近水楼台。“老山精神”是一种奉献精神，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值得我们世代记取。

 

　　共性问题。我军干部有三个普遍性的问题：

 

　　①缺乏讲真话的勇气，当然也缺乏讲真话的能力。去年，经中央军委和江主席批准，国防大学举办了一个正军职干部培训班，俗称“龙班”，从全军挑选了三十名正军职以上的干部去学习，空军有三个：我，空军何为荣副参谋长，沈空许其亮司令员。何和许都是飞行员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是我的首长，都对我有提携之恩。入校的第一个星期，其它学员都在研究学校的规章制度、研究教师啊，课程啊。我研究其它二十九个人。我不研究学校，我研究人。当他们熟悉学校以后，我也已经熟悉了他们。我得出结论：第一，虽然部队中还有好的人没有来，但来的肯定是最好的。第二，将来的军委领导、总部领导，很可能从这三十个人中产生，甚至更高，也未可知。但如果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加强学习和修养，充其量也就是军事工作者、政治工作者，而不能称为军事家、政治家。这就是者与家的关系。这些人是我们这代军人的化身。在他们身上可以折射出整个军队。有一些人已经接近顶峰了，但还差一个台阶。可就这么一个台阶，终其一生，他就是上不去。我们这批高级干部，最缺乏的就是三条：独立思考，逆向思维，敢于说不。敢于说不决不是不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恰恰是更好的服从命令听指挥。列宁早就说过：不折不扣地贯彻上级的意图是最好的消极怠工。这是大意。人和思想和水一样，是流动状态的。你不让它流动，这水就变腐臭了。死水一潭！水的形态又是自由的形态。人世间最具有自由形态的东西就是水。哪儿都能去。哪儿都敢去。无孔不入嘛。人的思想应当也是这样的。过去苏联共产党的教训，以及我党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忽略人的思想和强制人的思想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毛主席解放初期就讲过：我们党要养一批敢于胡思乱想的人。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就是叶剑英的儿子，一举手说：“我报名！”美国兰德公司有一条著名的宗旨：“保护怪论”。怪论往往过一段时间就变成了真理。江主席一再告诫我们要解放思想。我常对你们说，解放思想，首先得要有思想。你连思想都没有，解放个什么趣！让人们胡思乱想并不一定是坏事。一定要处理好思想稳定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思想越活跃，社会就越稳定。思想越自由，社会就越前进。反之，思想越压抑，社会才越不稳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不仅在无耻地强奸人民的思想，他们甚至是在“轮奸”人民的思想。这种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我是从步兵连队出来的，我有个最深刻的体会：当过连长之后才知道怎么当班长。有些人为官一生，至死不知道这个官是怎么当的。有的人一辈子在讨伐别人的思想，其实他不晓得他的思想最该受讨伐。总政组织部邓正明部长在退休时，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我为官一生最大的体会是：多交小朋友，少交大朋友；不忘老朋友，稳定好朋友。”他说的仅仅是朋友吗？不，他说的是思想。我这个人你们也许不了解。我什么都没有，但我有思想。从物质上讲，我也许最穷；从精神上讲，我肯定最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但思想不给你。我绝不出让“思想主权”。就象小平同志讲的：“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由于我掌握了自己的“思想主权”，所以我从不说假话。人说话应该有底线，这些底线依次是：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应当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又不得不说假话则不应伤害他人。现在，领导干部要带头讲真话，要喜欢讲真话的人，要敢用讲真话的人。但常常的情形是：“讲真话领导不高兴。讲假话群众不高兴。”当年我们批判林彪时，说他在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原因是当时林彪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红旗倒底能打多久”的问题。林彪后来成了罪人，但这件事他不错，不仅不错，还有益呢。一个下面的干部，用这种形式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好事。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是不正确的。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他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敢于向上面反映，这是一种到今天都应该提倡的精神。由于林彪提出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写了千古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林彪不提那个问题，毛主席这篇文章也写不出来。

 

　　②知识。我讲的知识，不仅仅是指文化程度。我讲的知识是一种综合素质。今天的知识分子，我给他们讲，我不认为你们是知识分子，你们仅仅是“知道分子”。你懂得不少，书看了不少，但真学问不行。真正的知识分子既要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知识。读书，第一是要钻进去，第二是要跳出来。重要的是钻进去，更重要的是要跳出来。要有自己的心得。军队要担大任，必须要更多的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来，我军招生了不少大学生，但情况如何呢？我在北空时作了个调查，挺令人心寒呀。从八十年代开始到２０００年，从大学里招收本科大学生一千八百多人。这一千多人中只有十一人在主官位置上，还包括连级主官。大部分人都走了，因为你没有给他创造环境。留不住他。和平年代，领导的水平就是使用知识分子的能力；井冈山时期，领导的水平就是使用工农干部的能力。在用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领导有没有私心？一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属，只敢用二流的。二流的领导只敢用三流的部属。不能有这种武大郎心态。齐政委有句话讲的挺深刻：“都说成空这滩水混。我说不混，为什么，因为没有龙。”讲得好啊。龙是什么？龙就是人才。人到用时方恨少。一旦空出个师职军职位置，有时感到没有人啊。成空确实是有这个问题的。但是，最缺人才的地方，往往是压制人才最厉害的地方。你没从根本上培养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深思和猛醒。你要培养他，给他创造条件。你得用他。给猴子一棵树，给老虎一座山。我们改革开放的精髓之一，不就是让读书人有钱，让有钱人读书吗。道理是一样的。有一个人曾经讲，我在读书人当是是有钱的，我在有钱人当中是读书的。有一个省委领导讲，在读书人当中，我是职务比较高的；在职务比较高的人当中我是读书的。我套用这句话说，在军人中，我是读书的；在读书人当中我是军人。今年是转变作风年，成空下决心要使用一批高学历人才。给有知识的干部闯开一条路，调查已经完了，下一步就是使用。怎么用，我还在想。我不怕探索，不怕前进，不怕摔跤。你们都知道有个“胎瓜效应”。一棵西瓜秧结几个瓜，第一个瓜叫胎瓜。这个胎瓜可能是苦的。但是，后面一个比一个甜。没有这第一个苦的，就不会有后面几个甜的。那么就让我就来当这第一个胎瓜吧。走错不怕，你得走嘛。闯错了不怕，你得闯嘛。

 

　　③干部选拔机制有待改进。现在我们干部的选拔机制既不是古代的考试机制，也不西方的民主机制，更不是竞争机制。我们的机制是什么呢？是伯乐机制。就是这么一个伯乐机制——在几种机制里面最落后的机制，也用不好。封建残余一天不根除，这个问题就解决不好。严复这个名字你们听说过吧？他在英国留学时，曾与日本后来的首相伊藤博文同班。他的成绩比伊藤博文优异多了。回国之后，伊藤博文当了两届总理大臣，发动了两场战争，使日本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严复呢？回国后默默无闻，只翻译了一本赫胥黎的《天演论》。但这个严复说过一句话。我认为就凭这句话，他足以不朽。他说：两千年来中国的所谓国家，其实是只有家，没有国。国是一姓之家。兴，是一家之兴；亡，是一家之亡。严复戳破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天机。孙中山后来闹革命就高举着四个字：“天下为公”。满清已经垮台近百年了，但反封建的使命依然方兴未艾。它很坚强啊。它不存在表面中，它存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北京有个很著名的智力节目《SK状元榜》，老师曾出一个题目考学生：“WHO IS THE MAN THAT EVERYONE ADMIRES AND VERY MUCH WANTS TO BE？”（有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羡慕，并都想成为这样的人。请问这人是谁？）学生脱口而出：“KING”（国王）。而答案是HERO（英雄）。你们看，中西方的差异就在这道简单的题目里准确无误地显现出来。而那是个十六岁的学生，我们的未来。我们常常是错了还不觉得。有一句话你们大家都听说过：“用好作风去选作风好的人”，还堂而皇之地写在《求是》杂志上。错了。这是典型的人治的东西。你用好作风能选出作风好的人吗？这是其一。其二，谁相信你这个好作风啊？你好作风的标准是什么？其三，你凭什么来选？应当让群众选。我最不喜欢看中央电视台那些播音员。现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些年轻播音员全是那些老播音员的翻版，一模一样。我说这准是那些老播音员去选的，总是选那些长得像自己的那些人，跟他女儿和儿子一样。当然，在干部问题上，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应该循序渐进，水到渠成。但有一条我们现在做不是早了，而是晚了，就是选拔干部尽量民主。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一句话：多数统治。你选干部，哪怕用伯乐机制选干部，也要大多数人都说好才行。很多同志对我国的干部年龄制度有微词。年龄制度是对民主选拔干部机制诸多* 踏中比较厉害的一种。应惟才是举，而非惟年龄是举。有人五十岁就不行了。托尔斯泰八十岁还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干部用早了也不妥。用干部象打枪一样，有个“抛物线”，要取“最佳值”。我给你们举沈空许其亮司令员的例子。许司令有大气，胸怀宽阔如海。有政治头脑。我说我是政治干部中懂军事的人。许司令员是军事干部中懂政治的人。他四十四岁就当了大军区副职，马上就十个年头了。“大限”已到，年纪尚轻。我对一个总政徐才厚主任说：许其亮如果退了，那将是人民解放军的笑话。他以大区副之身退下来，竟还不到一个师长的最高服役年限。师长最高服役年龄是五十五岁。这正是一个男人最成熟的时期。

 

　　深刻了解了干部的特点，才能发现人才，挖掘人才。我算个小人才，不算大人才，更非全才。与其它同志相比，我只是有点锋芒而已。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是隐讳自己的观点。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支军队。正因为部队困难、有需要改善之处，才需要我和我们。如果它太完美了，要我们干什么？因为爱而无私。因为无私而无畏。有的高级干部，一事当前总想自己。当到一定的职务后，不敢替别人办事，不敢说话，战战兢兢，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当更大的官吗？有私欲，你就不可能坚强，你就不可能无畏。人活一场，我不做自己还做别人吗？雷锋咱做不了，朱伯儒咱做不了，我就做自己还可以吧。官帽子像雨点一样往下掉，哪一顶能掉到你头上？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还是去追求一下精神方面的东西，这方面疆界无限宽广。我上国防大学，国防大学说了两个想不到：第一，想不到军队还有这样的人；第二，想不到军中有这样的人还能生存。这说明军队有希望。我在生活里是没有锋芒的。我和大家相处都很好。但是，在思想上我是有锋芒的。真正能够刺痛你的，真正能够把人刺出血的，是思想上的锋芒。而不是在于你这个人有多高傲，你有多大的官职，那都没有用。我写过不少书。我宁愿我的书被一个人读一千遍，不愿意它被一千个人只读一遍。有人读得懂我。有人读不懂我。彭东海（《空军军事学术》主编——编者注）说：“我能读懂你。但是读一两遍还是读不懂你的。”很多人把锋芒藏起来，我不藏。我藏给谁看，藏了我要干什么。

 

　　张孝祥，南宋人，秦桧当宰相时，他考进士第一，当即上疏揭露秦桧，为岳飞平反。朋友劝他敛起锋芒，他说，没有锋芒我考进士干什么；我明明有锋芒把它藏起来我考进士干什么；秦桧是个王八蛋，我不攻击他我考进士干什么。三问，酣畅淋漓。我本能地感到，我们处在中国的大时代。中国转型在即。一旦转型，就需要一批领风气之先的人。我们军队现在太缺少有风采、有个性的人。而过去我们的人才如群星璀灿。我建议你们看看吴东峰的书。打江山的那些将军们多有特点啊。尤太忠将军下部队就喜欢数猪。每至一个连队，不问人多少，只问猪多少。干部若答错，必遭骂。如答少一头，尤说：“官僚主义。”如答多一头，尤说：“弄虚作假。”朱镕基总理对我爱人李小林讲，１９５８年，他到三O 一医院看望病人，在电梯里碰见了彭德怀元帅。彭老总刚看完一个身患绝症的老同志，彭说到生病时，讲了三个“然”：“大不以为然；不得不然；顺其自然。”朱总理说：这三个“然”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至于毛、邓，就更不用说了。“三大战役”前，有人对毛主席说，国民党势力还很大，一口吞吃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坚持要打三大战役。那同志说：“这是赌搏。”毛主席说：“好，赌一个新中国！”江主席讲：“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最重要的是思想创新，其次是行为创新，再其次是文章创新，再再其次是语言创新。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有一句话，哪怕是坏话，能流传下来，也是值得的。我们现在制造了那么多文章，说了那么多话，都是垃圾，美丽的垃圾。就写材料而言，我们每天都在进行无效劳动，重复劳动，甚至是有害劳动。江主席曾说：“他们（指某个部门）送给我的材料，我一份都不看！”看看我们今天的材料，空洞无物，穿鞋戴帽，令人愤慨！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３号，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赵紫阳的错误。赵紫阳“六四”之后是很嚣张的。当时有一张照片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代表鼓掌通过对赵紫阳的处理决定。照这张照片时赵紫阳背朝着镜头，他也在鼓掌。他是要走进历史的，他也走进了历史。政治斗争啊。我认真研究了小平同志的政治斗争艺术，发现他始终掌握三个原则：第一，从来不把政治斗争看成个人恩怨。你对他好不好，他不会以此为标准，他以历史和国家、党的利益为标准。第二，从来不与对手在日常琐事上发生冲突。第三，永远不和与自己不在一个等量级上的对手较量。老鼠向狮子挑战，狮子拒绝了。狮子说：我如果应战，不管你赢你输，你都赢了。我干嘛理你？当时姚依林主持政治局会议，赵紫阳要求发言，姚依林问，你需要多长时间？赵紫阳说要一个小时。姚依林说，一个小时太长了吧。赵紫阳说，那就两个小时。那态度很嚣张的。陈云同志和小平同志都没有参加会议，先念同志也没去。最后陈云同志的书面发言时间到了，是他的秘书许永跃同志送的。许永跃现在是国家安全部部长。一张纸，两句话：“一、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中央对他的希望；二、同意中央对赵紫阳同志的一切处理。陈云。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３日。”后来这封信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掷地有声，太棒了。我经常在想，我们的材料如果能象陈云同志的信一样就好了。这一点，老百姓都比我们强。有一个打工妹到河北打工，干了几天后给家乡的亲人发了一封信，只有八个字：“此地钱多，人傻，速来。”精彩绝伦！此地钱多，前提有了。人傻，条件有了。速来，结论有了。我们就搞不出这样的东西来。

 

　　当然，我们讲了那么多军队的好的方面，并不是否认它的问题。相反，中国越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发生广泛对话，我们就越会发现军队许多不如意的地方。譬如在观念的更换上，它没有了那种开一代社会风气之先的朝气，象解放初期和“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但在社会世俗化的大潮之中，它又没有表现出傲世独立的对抗姿态。在社会的整体构成中，若用经济发展的术语来为军队定位，它不是特区，不是沿海区域，只能算是中部区域。有趣的是，中央出台的大力扶持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战略与科技强军和质量建军方针几乎是在同一年提出，也可以证明中国军队的情况。

 

　　二、道德问题

 

　　做人嘛，善良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能力。我在《大国策》中说，我们不能选择是否有个聪明的头脑，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有一付较好的心肠。较好的心肠指什么？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一个人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一个民族的道德高低就重要了。一个官员的道德高低也许不重要，一个执政集团的道德高低就很重要了。好人可能错用坏人，但是坏人绝对不会错用好人。我们对干部进行这么多考核，但翻开干部履历考察表，居然没有一条是对干部的人性道德进行考核的标准。这促使我们的干部不必对下，更不必对自己承担什么道德义务，只要“唯上”就路路皆通。今天，中国在大步前进，也暴露了不少问题。一切问题都指向制度，而一切制度的问题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指向宗教。道德就是文化。道德是不是宗教的一种表现形式呢？我还在思索这个问题。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改善之处。民族性就是道德。

 

　　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举反腐败为例。惩治腐败并不能根除腐败。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办法，但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从文化入手。比如，“高薪养廉”。在中国，高薪未必能养廉。为什么？中国文化有很浓重的“家文化”色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父辈一定要给子孙留钱。这和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我们作父亲的，自己薪水再高，还要想着留给孩子，因此他还要贪。这也是中国官场“贿赂文化”的成因之一。中国文化的形成有三个主要因素：

 

　　①生存环境。自古以来，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口就比欧洲多。中国女人被“家文化”变成了生育机器。欧洲人对土地的人均占有面积比中国大许多，可它还觉得狭小，喘不过气来，要重新开拓新土地，因此才有了新大陆的发现。中国人则在这片恶劣的环境中争斗。生存法则十分严酷。但文化的形成一味强调环境是不够的。坏的环境塑造一种不成功的文化，好的环境仍然能塑造一种不成功的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就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中国这片土地自古以来植被很好，满是森林。山西蕴藏着那么丰富的煤，就是古代森林的证明。由于树木太多，人们从居住地出来毋需走太远就能得到木材，所以盖房子就用木头，又简单又省事。久而久之，中国的建筑就成了土木结构的形式。欧洲民族步入文明时，环境较中国而言恶劣许多，少树，多石。他们要盖房子只有向山要石材。久而久之，西方建筑形成砖石结构的形式。千年以降，我们的林子砍光了，土木结构的建筑坍塌了。人家的砖石结构的建筑留下来了，森林也保住了。意大利能看到两千年前建筑，相当于中国的秦汉。中国现在连明朝建筑都罕见了。

 

　　②宗教。中国的三个主要宗教：佛教、道教、儒教（我把儒学也称为一种宗教），对中国人形成今天这样的心理状态和道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证明，这三个教根本无法振兴中华。有人曾问我对“×××”的看法，我说我对“×××”的看法就是没看法。我根本不正眼看它。道教、佛教都不值得提，“×××”就更不值得提。它甚至连邪教都算不上。让我拿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宗教做个对比。中国文化教育我们“人之初，性本善”。西方的宗教正好相反，它认为人生下来是恶的，人的本性也是恶的。因此，他要限制你，反思你。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同志们，你们有的人经过“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东西在哪里呢？最黑暗的东西在人的心中。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非常肮脏的一面。西方文化把这个剖露出来，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东方文化是把它包起来，养着它。西方的教堂有忏悔室。进了教堂之后，就把心灵的东西向神述说。把丑陋和肮脏的东西向神诉说了，他就轻松了。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我在美国时曾在教堂外坐了一整天，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景：人们总是愁眉苦脸地进去，神情轻松地出来。后来我才渐渐了解了其中的奥秘。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心态和心灵特别健全的人。人是有欲望的。但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必须自己（而不是别人）克制自己的欲望。中国人不会克制自己，不对会自己进行心灵拷问，于是他就去克制别人，去拷问别人。鞭笞和拷问自己是痛苦的。只有心中永远有信仰，有对永恒的神的信仰，才能如此。

 

　　很多同志去过西方的教堂，那里的神是以一种血淋淋的、受苦受难的形象出现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圣母不是流血、就是流泪。那实则是人的化身，是人的苦难、思想的化身。西方宗教里的神看似是神，其实是人。耶稣的死亡就已经完成了他从神到人的蜕变。只有人才能死。而中国的庙宇的神才是神。你看那些神的形象：大腹便便，无忧无虑，嘻皮笑脸，享受着人间烟火。个个吃得脑肥肠满。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我们进庙是为了贿赂。不是吗？我们因为要办成某件事，向神祈祷，用钱买了香点上，或放上瓜果之类我们人间吃的供品，默默许愿。这不是贿赂是什么？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我们进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苦难。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东方宗教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这就是东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外国的教堂总是建在城市中心，与民亲近。中国的庙宇总是建在深山老林中，与民疏远。我曾说过中国人基本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不是指没有信仰的形式。恰恰相反，中国人信的东西最杂，包括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再说深一点，就是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种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关心范围扩大到家庭、甚至个人以外的。如果扩大出去，一定就是伤害别人。这样的民族怎么能不是“一盘散沙”？在西方国家一辆车要坏到公路上，几乎所有的车都会停下来，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在中国，绝大多数车都会扬长而去，好不容易停下来问你，我可能还怀疑，你干什么？你有什么目的？一滴水珠是非常小的，但这个水珠确实能把整个太阳包容进去。千年来，东方和西方的竞争中，西方胜利了；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竞争中，西方宗教胜利了。宗教的胜利是什么样的胜利？我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上的力量。我们所缺少的，正是人家所拥有的。就拿盖庙来说，西方人盖庙，总是把一座山头齐齐地削掉。这是一种气势，一种与大自然抗争的勇气。中国人盖庙，总是把它盖在深山之中。看起来是与这个深山和谐地成为一体，实际上是一种投机。有幅古画，叫做深山古刹，很有名，但画上没有现出一堵墙，没有出现一片瓦，画的是什么呢？两座大山中间有一条小路，一个和尚挑着担子在这儿挑水。这幅画的意境是什么呢？就是说深山藏古寺，寺和山融合到一起去了。我们肯定认为这很巧妙呢。中国人投机心理很重，都渴望不劳而获。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多少人投身商海，都想着“明天该轮到我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都想当那一部分人。受了多年“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却都想成为被服务的对象。秦以前，中国人不是这样。汉以后，特别是刘彻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才变了。我最爱读《史记》。翻遍《史记》，没有对叛徒的描写。今天我们有多少叛徒！那时候很少有告密者。今天告密者遍地！昨天，空军工程大学政委王鸿生来看我，我们当年在空军政治部是战友，我俩谈到了这么一件事：王鸿生所在部里有一个干事，是个领导很看重的人，他的同事与一个姑娘通奸，他搬了个小板凳在同事门口坐了大半夜，直到把两人“捉奸”。他受了表扬。我嗟恨不已。我说：是什么力量支配着他在黑暗中坐了那么久？绝对是一种犯罪的意识。保定、易县，易水，古时候是出荆轲、高渐离、田光、樊於期的地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抗日战争中就保定府出的二狗子最多。我当作家时曾到保定采风，一个农民给我唱了一首过去的歌：“那一年鬼子进了村，我们扛起枪当了兵……”后来才知道他当的是什么兵，伪军。外国不是没有叛徒，但比中国要少得多。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起作用？精神力量。１９８６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深夜出去，红灯亮了，没有任何车，所有汽车到路口都自动停下来。我不理解，说美国人怎么这么傻呀。后来我才明白，他这是一种对自己的控制。控制自己就是对心灵的拯救。小节如是，大节更如是。日本人讲，中国人的阵地很容易突破。黎鸣说得好：“中国宗教把老百姓变成了羊。”同样是坚守阵地，西方人虽然也害怕，但他能约束自己。我们呢？首先是希望别人去挡子弹。看别人跑了，想，你凭什么跑？我也跑。你当伪军吃香喝辣的，我也当。你贪污，我也贪污。我不能比你吃亏。西方国家不是没有接受贿赂的事，但总体上讲要比我们少。当他接受贿赂时，良心和精神会约束他。迟浩田副主席讲过一件事，对我印象极深。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在胶东根据地，七、八个鬼子扛着太阳旗来扫荡，三四万根据地军民在“跑反”。狼撵羊嘛。一个女孩子在公共汽车遇到抢劫，满车人无人吱声，她感慨道：“我爸爸说过当年日本鬼子一个人就管咱们一个县，过去我不信，现在信了。”有一个小女孩，是个车站检票员。“文化大革命”中火车比较拥挤。火车一进站，人们轰地一窝峰地往里挤。这个小女孩说，你们这么多人，我一个女孩不可能都抓住，我也不想全抓，抓谁呀？抓第一个挤的。于是大家乖乖地排队。

 

　　③历代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儒、道、佛的思想各有不同，但在反智主义或主张愚民方面都是异曲同工。正因为此，它们才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在这种文化宗教和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夹击下，中国人形成了今天这样的种群。中国人最善长歌功颂德，其次是告密，第三是玩弄权术，最后是明哲保身。满清人对中国的统治最为成功。它深谙中国人官场的特征：效忠个人，不效忠国家。有奶便是娘。满洲人统治中国汉、蒙、藏三族，针对不同的特点使用不同的手腕：西藏人信佛，清廷便在承德仿照西藏的样式修庙，把喇嘛接到中央来当大爷；蒙古人剽悍，便使用婚姻手段，把皇女嫁给蒙古王公。你生了儿子，都是我外甥。对汉人，用科举。汉人有个毛病，好当官。只要给你官作，就象给了狗一块骨头似的，服首贴耳。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导师是研究毛泽东的，他认为毛泽东一生中一共干了三十一件事：（１）１９２１年入党（２）１９２５年转向农民（３）１９２３- １９２７年加入国民党（４）１９２８年建立农村基地（５）江西苏区（６）富田事件（７）１９３５长征（８）遵义会议（９）与张国焘争夺中共领导权（１０）１９３７年与国民党合作（１１）与江青结婚（１２）延安整风（１３）七大树立毛泽东思想（１４）夺取全国政权（１５）推行土改（１６）１９５０年参加南朝鲜战争（１７）高岗事件（１８）三反五反（１９）公私合营及农村合作社（２０）反右（２１）大跃进（２２）庐山会议（２３）与苏联决裂（２４）酝酿打倒刘少奇（２５）发动文化大革命（２６）援越抗美（２７）确定林彪为接班人（２８）与美国解冻（２９）扶持“四人帮”（３０）打倒邓小平（３１）安排华国锋接班。

 

　　我仔细研究了这三十一件事，发现其中二十件事与摧残人的精神和道德有关。（我在下面打了杠）到１９６６年，毛泽东终于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更使全国人民的道德素质降低到可怕的水平，国家几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精神呵，那是一个人的立命之本，是一个民族的强大之本，是一个国家的生存之本。什么都没有，但不可没精神。前不久到航空兵三十三师时，我又去了渣滓洞集中营。江姐等一大批烈士牺牲在那里。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了。江姐在监狱不是还绣了五星红旗嘛。她不知道五星红旗的样式，把一颗大星绣在正中央，四个角各一个小星。国民党准备开始大屠杀时，解放军已经接近白市驿了。华莹山游击队已经同四十七军接上头了。游击队说，你赶紧去，白公馆渣滓洞那儿马上要处决政治犯了。结果解放军认为华莹山游击队员是个骗子，可能是敌人设的圈套，他们没动。结果，屠杀开始了。烈士们是多么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呵。有人说，真遗憾，他们没看到新中国。眼看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就要实现，他们却未能见到。我说你错了。讲心里话，他们是非常幸福的。他们心中信仰马上就要实现了，他在这个时候死去不是一种痛苦，那是一种幸福。真正痛苦的是那些活了下来的，看到了人民共和国建立，然后反右、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被自己为之献身的党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才是最痛苦的。死，死不了。活，活不成。最后丧失了信念和信仰，如同走肉行尸。失去了信仰的共产党员是个什么样子？你看看现在这些贪官污吏就知道了。有着信仰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你看江姐和许晓轩就知道了。竹签往指头里插，痛得钻心。意志如钢铁。现在的贪官个个怕死。官越大越怕死。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被逮捕时气焰万丈，说：“如果我有问题，政治局一半人该杀头！”到真准备枪毙他的时候，他跪地求饶：“给我一条生路吧。”胡长清死到临头了还说，我能写字，你们留下我，我给你们写字。你又不是颜真卿，你就是颜真卿也把你杀掉。安史之乱不是把颜真卿也杀掉了吗。他还哀鸣。反观那些地痞流氓，包括“×××”的一些人，他们倒显得挺“有种”。贵州处决一个犯人，押赴刑场前警察要把他的裤腿扎起来。为什么要扎裤腿呢，怕他屎尿齐出。他说，开玩笑，给我扎什么裤腿？打的时候，在他背上要害处用粉笔画个圈。一枪下去，打倒了。他骂了一句，×××，打得不准。又打一枪，他骂，真蠢。连打了五枪才打死。武警战士手都发抖了。你看我们这个武警战士，戴着口罩，戴着墨镜，生怕被人认出来，打完后被几个人拥着，匆匆忙忙跑到汽车里，一溜烟开走了。胡万林大家知道吧？在被审判的时候是相当嚣张的。法官问：你什么文化程度？胡答：大学。问：在哪里学的？答：自学。大地是课堂，猪是我的老师。

 

　　我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中华文化的批判者。过去，我首先是它继承者，其次才是它的批判者。现在，我首先是它的批判者，然后才是它的继承者。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则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古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国什么都不禁，独独禁本能。西方人敢于展示自己，既敢于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于展示自己的裸体。中国就知道穿衣服。给思想穿衣服。穿衣服总比脱衣服容易。西方鞭挞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驰骋。我们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带来千年的黑暗。黑格尔说：“中国无哲学。”我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产生过思想家。我指的思想家，是像黑格尔、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对人类文明进程有重大贡献的思想家。老聃，你说他是思想家吗？仅凭五千字的《道德经》能当思想家吗？且不说他的《道德经》有问题。孔子能算思想家吗？我们后人怎么审视他？怎么审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从未为中国人内心提供一个可以对抗世俗权力的价值体系，提供的是一切围绕权力转。儒学如果是宗教的话，便是伪宗教；如果是信仰的话，便是伪信仰；如果是哲学的话，则是官场化社会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对中国人是有罪的。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中国社会是个兵法社会。我们民族只崇尚谋略家。一个事业上并不怎么成功的诸葛亮被人反复的纪念着。他心胸不开阔，用人也不当。有资料表明他也是弄权者。但恰恰是这么一个人，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这也是我们民族心灵的一种写照。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有三种行为大行其道：

 

　　①诡辩术。我儿子今年考上了某大学新闻系，该大学新闻系是中国最好的新闻系之一。我对儿子说：拿教材来我看看。看过后我说，这不值得看。里面有这么一个论断：中国发明了火药。火药传到欧洲之后，冲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堡垒。真是笑话。你发明的火药冲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垒，你自己的堡垒怎么没被冲破？反而更加坚挺？在国防大学讨论台湾问题时，有一个观点颇有市场：台湾象一把锁。如果台湾问题解决不了，台湾这把锁就会把中国的大门锁住。中国将没有出海的通道。这是诡辩。我一句话就可以给你顶回去。西班牙成为海上强国后，并没有能阻止它的近邻葡萄牙也成为海上强国。法国多佛海峡离英国只有二十八海里，英国阻挡法国成为海上强国了吗？中国失去海洋关键是历代统治者没有海权观念。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前一段时间电视上批“×××”，佛教协会、道教协会的住持、道长们侃侃而谈，批判“×××”是封建迷信。我想冷笑，竟真的忍不住笑出声来。他是封建迷信，你难道就是唯物主义的啦？不也是迷信吗？

 

　　②对外怀柔，对内残忍。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几乎同时起步，但是欧洲形成了许多小国家，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谈及此，我们往往沾沾自喜。其实，欧洲形成这么多国家正是它自由思想的一种体现。它虽然形成了这么多小国家，但是，多少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东西是从这些分裂的小国中产生出来的，而我们为世界文明做些什么呢？统一江山肯定与统一思想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谋略社会是个内向性的社会。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中美两国的差异：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基本是柔，在国内事物则是刚。美国正相反，在国际事物方面刚，在国内事务方面柔。我不记得我在哪本著作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对台作战，危险评估》，并做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于文化不同所决定的。中国文化是封闭的，内敛的，内向的；美国文化就是开放的、外向的。大一统的理念也是个内向形的理念。这也是解释我们为什么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面前是狼的原因。近百个日本兵，就能够押着五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不要说反抗，他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解放战争中莱芜战役，仅三日，我军歼灭敌七个整师，五万六千人。战后，王耀武抱怨：“五万头猪，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而中国人要自己打自己人，那才叫勇猛！“六四”时，北京军区六十三军的排长刘国庚在六部口被打死。６月４日清晨，北京市民把他的尸体点燃了。尸体烧焦了。下午，天热，肚子鼓得老大。这时候，一个青年人拿一块玻璃，走上去把肚子一划，肠子一下就滚出来了，然后，他就用塑料绳把肠子根部扎起来，一大堆肠子就挂在肚子上。几千名北京市民在旁边围观，无一人阻止不说，俱大声叫好。这个青年人弄完后说：“看，多像一朵花啊。”我说，这朵花开得好惊心好动魄啊。外地人听见这件事后，说，北京人真残忍。香港和台湾人听说这件事后说，大陆人真残忍。南朝鲜、日本人听说这件事后说，中国人真残忍。美国人和西方人听到后说，东方人真残忍.

 

　　③鄙俗。精神鄙俗必然带来行为的鄙俗。精神高贵必然带来行为的高贵。大约二十年前吧，我住的小区发生这么一件事：一对夫妻闹离婚，丈夫把新欢带进家，大吵。妻子跑到楼顶，欲往下跳。围观的人很多。有的人兴灾乐祸地大叫：“快跳快跳！”后来警察把人救下来，围观者甚至感到遗憾。我长叹一声，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正播着一个在欧洲刚发生的真实故事：某国，依稀记得是匈牙利，七十年前，一个年轻的矿工马上要和新娘举行婚礼，婚礼前最后一次下井，但发生了塌方，矿工永远没有回来。新娘子不相信她的爱人就此离她而去，苦苦等了七十年。前些日子重新整理矿井，在坑道深处一汪积水中发现一具尸体，正是七十年前被埋在井里的新郎。由于没有空气，又浸泡在饱含矿物质的水中，他仍如七十年前一般年轻。新娘子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妪。她扑在心爱的人身上痛哭。她做了一个决定，继续与爱人完成他们的婚礼。那一幕太动人了：八十多岁的新娘子一身盛装，洁白如雪。头发也如雪。她的爱人，依然那么年轻，闭着眼睛躺在一驾马车上。婚礼与葬礼同时举行。多少人都落泪了。

 

　　最能考验我们民族道德水准的事情就是美国去年发生的“９·１１”事件了。今天，正好是“９·１１”事件一周年。“９·１１”虽然没有改变世界，但是改变了美国。同时，“９·１１”之后的世界很难回到“９·１１”之前去。当“９·１１”事件发生的时候，在我们国家，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弥漫着一股不健康的气氛。９月１２号的那天晚上，赵粤（作者朋友，现在总政联络部工作——编者注）给我打电话说，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正在敲锣打鼓。我说中国足球队还没有出线呢，中国队出线要到１０月７号，那是最后一场，中国对阿联酋。赢了就提前出线进世界杯。隔了片刻才知道是中国大学生在庆祝美国“双子星”大楼被炸。我国有一个记者代表团，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看到世贸大楼被撞，这些记者团的成员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这是一种文化的浸濡，这不能怨他们，他们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结果被宣布为永远不受欢迎的人。我在北空，那几天部队来人看我，我都问他们对“９·１１”什么看法。众口一词：炸得好。后来我讲，这是很悲哀的。如果是这样的人爱中国，那中国还有救吗？媒体就更不用提了，中国最没有新闻的地方就是在报纸上。１９９７年戴安娜遇车祸去世。你不管戴安娜这个人怎么样，英国王室怎么样，她至少具有新闻价值。世界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登了这条消息，唯独中国的报纸不登这条消息。那天北京各大报纸的头版新闻是“北京市中小学开学了”。这条新闻就等同报道“北京人今天吃早饭了”一样，就这个价值。“９·１１”第二天晚上，我坐在电视机旁看《焦点访谈》，我想看看那些国嘴们如何评介“９·１１”这个焦点，结果那天的《焦点访谈》的内容是关于农村党支部加强自身建设什么的。你想看什么？偏没有。你不想听的，偏讲给你。国嘴当然无辜。１９９９年美国打南斯拉夫，中国出了一次头。那次出头的代价就是大使馆被炸。这次差点又出了一次头，后来还是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及时扭转了局面。我们这个文化的列车，带着巨大的惯性，载着我们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风驰电掣地驶向终点。有人还在这个时候提出，趁机打台湾。此时动手，一鼓可下。这些同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现在委实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当时我想，“９·１１”死了这么多人，都是无辜的人。丧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严的东西。这些生命本身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我们以这种态度对待别人，别人却不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多佛惨案。去年，一批福建偷渡客乘闷罐车从多佛海峡进入英国的时候，由于在空气不畅的车里呆了几十个小时，人都闷死，只有两个活的。这个事件曝光后，中国大使馆的官员没有一个出面。最后是英国老百姓在多佛这个地方自发地举行追悼会和烛光晚会，悼念那些死去的人。很多孩子来参加，手里拿着玩具，中国制造的玩具。顺便说一句，现在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玩具是MADE IN CHINA 。记者问孩子：为什么来参加追悼会？孩子说，他们也是人嘛。我们现在手里拿的玩具，有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人生产的。在整个追悼会中，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场。什么叫文明，什么叫不文明？我在思考。

 

　　①为恐怖叫好很恐怖。中国文化教育出来的中国人。首先漠视和轻* 自己的生命，才会对他人、他国的生命也视如儿戏。自己没有珍惜生命的权力，也不许别人有。鲁迅早年前批判过的“看客”心态就是这么炼成的。中国人看杀别人，无不兴高采烈。统治阶级故意把人放在大庭广众下去杀。被统治者就在大庭广众下享受了统治者的快感。特别在凌迟处死犯人时，连续三天，人山人海。连小摊贩都在那儿摆摊。刽子手还出售沾血的馒头。今天没有凌迟了，但当众审判也是这种习惯的延伸。当年如同过节一般去看杀谭嗣同六君子的国人，甲午之役中怎么能不丢掉台湾？他们的子孙——我们，如果还和他们一样，又如何解放台湾？公共汽车上一个歹徒逞凶，万马齐喑。就凭这样的人去解放台湾？就凭这样的人怎么去实现四个现代化？你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又有什么用？我早上锻炼的时候看电视，《早间新闻》的广告节目，最畅销的产品是什么？防盗门。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你看我们住的就像笼子一样。我在成都住的是前几任成空政委的房子。我进去一看，哎哟，我进监狱了。窗子上、阳台上到处都是防盗栅栏。我让拆掉。前些天有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我说，你是可以说不，但你是在防盗门后面说不。这不是勇士，而是懦夫。乔良说的好：“连看见鸡鸣狗盗之徒都要躲着走的爱国者，偏偏胆气粗豪地对遥远的列强说不！”

 

　　②要客观、全面地看待美国。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记得早年听过这样一句形容纽约的话：世界上最好的和世界上最坏的加起来就是纽约。用这句话来套用今天的美国，是不是也合适呢？我们这一代军人，担负祖国未来希望的军人，既不当“亲美派”，也不能当简单的“反美派”，而应当做成熟的“知美派”。知道敌人才能战胜敌人。贬低对手便是贬低自己。拓跋焘把柔然的国名改为“蠕蠕”，意即虫子，可他偏偏被这条虫子打败。那你连虫子都不如。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就如同中国不希望美国称霸一样。中美关系有冲突，但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如何化解冲突，发展共同利益，是当前中国外交家们应当努力去做的。中国要发展就不能断绝与世界的交往。现在世界是单级的。只有美国衰落才能出现多极世界。我们既不能断绝与美国的关系，又不能对美国抱有太大期望。目前与美国对抗并非是最适当的时机。国家利益应当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最高准则。我们需要忍耐。忍耐并不是软弱。只有屈服才是软弱。美国当然亡社会主义心不死。美国当然不希望中国崛起，不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上去。但我们应切记：与对手做斗争，一定要让你的对手见到一种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美国人希望中国人打内战，我们就真打内战了。他不在被窝里笑得浑身发抖才怪哩。当然，一味地“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也不行，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党大国可能象古代一个武侠一样躲进深山里苦练武功，待武艺高强了再出来与敌人决胜吗？以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特别是以中国的文化，中国不可能和美国一样强大，况且美国也不是停止不前。还是毛泽东说得好：“打还是要打，谈还是要谈，和还是要和。”人要机智。外交斗争更要机智。要牵着别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别人牵着走。赫鲁晓夫就是个机智的家伙。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在一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大肆揭露并批判斯大林的暴政。有人递上纸条，质问赫鲁晓夫，赫氏本人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也是权力核心集团的一员，为什么他在当时不起而反对斯大林的独断？赫鲁晓夫把质问的纸条高声念一遍，随即当众大声道：这是谁递上的条子？站出来！站出来……下面轻轻骚动了片刻，但是没有人站出来。赫鲁晓夫道：“你们瞧，我们现在这样民主，这样无须恐惧的情况下，递条子的同志尚且不敢站出来；试想想，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那种气氛中，有人胆敢站出来顶撞斯大林么？”全场鼓掌。我们对美斗争。应该具有赫鲁晓夫这种机智。该韬光养晦时，就韬晦到家。就象小平同志当年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讲的一段话：我们所讲的韬光养晦，包括不要脸面，也一定要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保持关系。（大意）邓小平的意思是，中国一定要与世界文明同步。不能远离世界文明。在“９·１１”事件中，除了个别国家，中国一部分老百姓（而不是政府）是离世界主流文明最遥远的。该斗争时，寸步不让。“崇美”不对，“亲美”不对。“仇美”也不对。美国政府和政客与美国人民既一样，又不一样。有共同处，有异处。你要有高度的智慧把他们区分开来。过去，美国人民为了帮助中国摆脱殖民统治，打败日本，为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两国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今天因为美国利益遍布全球，两国有了冲突。但我们仍要以道德之心来评判事物，不可冲动。我曾讲过，对屠杀了我几千万同胞并且没有认错的日本，我们经常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对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人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仇视呢？

 

　　③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美国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科技，但我认为这并不可怕。据说它的隐形飞机来去中国很自由，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可怕的东西不是这些。１９７２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上政治课，一个政治老师讲：“美国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我，工农兵大学生，一身军装，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我觉得你说得不对。美国虽然不象中国一样，是早晨八、九点钟喷薄而出的太阳，但它也不是什么夕阳，而是正午的太阳。”老师气白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你这个同学，怎么敢说这话！”他没有问我为什么要说这话，却用了一个“敢”字。其间心态，一眼看穿。就是这个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领导了世界上最新的一场科技革命。我大学毕业后，正逢改革开放。我又有一个观点：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那时很多领导人，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子女往美国送。反差巨大！讲了半天，美国可怕之处何在呢？我自己感觉有三点：第一，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他的干部制度，他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们中国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美国正好相反，他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一，他不犯错误，第二，他少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我们是犯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美国用一个小小的台湾牵制了中国整整半个世纪。他把这个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个台湾，改变了东亚的国际政治生态。我最担心的中国新世纪发展的战略框架因为台湾而扭曲。现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美国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它不在乎领土，它在二十世纪的全部作为都是造势，什么叫造势？除了经济强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国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没有民心，你拥有的土地肯定会失去。有的国家领导只看一步。美国行事往往看十步。因为如此，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强美国的地位。如果我们被它牵着走，就可能丢掉所有的战略筹码。我一再讲，美国的战略重心不会移到亚洲来，但不意味着它不包围中国。很多同志只看到美国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就象很多人只看到中美双方在科技和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在大战略、尤其是外交层次上比装备落后更严重的失衡。我们的对美外交，要么有措施没有境界，要么有细节没有全局。“９·１１”之后，美国迅速在两个月之内拿下阿富汗，从西面包抄中国。日本、台湾、印度的军事压力也未减轻。看起来我们从“９·１１”中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这些利益不出一两年可能就会消失。我认为对我国的战略包围是另外一种，不是军事，超乎军事。你看，近些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改变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国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再加上台湾。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军事威胁或许是短期效应，而被所谓的“民主”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第二，美国的大气与宽容。你要到欧洲去，再去美国，你会发现一个重大差异：欧洲早晨大街上没有什么人，而美国早晨大街小巷有很多健身的人，甚至全天如此。我有句言论：健身是一种品质。健身代表一种蓬勃向上的文化。一个国家有没有朝气，看看它有多少人健身就知道了。美国人可以把国旗当裤衩穿在身上。我在美国买过一条星条旗裤衩。我常穿。我穿它是为了蔑视它，是出气，是一种心理的渲泄和满足。美国人穿则是一种调侃。本质不同。美国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烧自己的国旗。戴旭（作者朋友，《空军军事学术》编辑）说：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可以烧的话，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焚烧它呢？第三，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是最可怕的。“９·１１”是一场灾难。当灾难袭来时，最先倒下的是躯体，但站的是灵魂。有的民族逢灾难，躯体未倒，灵魂已缴械。“９·１１”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美国人的力量。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一条宠物小狗让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强悍到一定的程度，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第二件事，“９·１１”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我们自古就有报复的传统。我住在成都。邓艾破成都后，庞德的儿子把关羽一家老幼全杀光了。血腥报

复，斑斑点点，不绝于史籍。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７６７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悠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学技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还是挺合适的。总比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强吧，总比掌握在利比亚、伊拉克人手中强吧？就是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能做出些什么，也未可知。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借鉴。“９·１１”事件后，美国没有成立“９·１１”委员会，没有成立什么应急指挥部。我非常反对不实在的东西。我到成空以后，要么不开会，要么就少开会。非开不可的会，开短会。我来成空，首先就把常委学习改成自学。拿着文件念，学习的什么呀。我在同习惯势力抗争。我个人力量有限，但我不能不抗争。哪怕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气馁。比方说我一般下部队不吃饭，只要一天能回来的，我都带着干粮，我不吃部队。我到三十三师，在北空也是这样。如果不得不吃，我只吃简单的。虽说一两酒喝不倒红旗，一顿饭吃不垮江山。但是太多了，太浪费了，积少成多，就难说。有人说打台湾不要用什么新式武器，派几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上岛去吃喝他两三年，绝对把他吃光了。还有一个笑话是说开会的，有一个局长，病得要死了，就是不咽气。老婆说，孩子都来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说，一切事都安排完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说，家里财产都放好了，你走吧，不行。后来还是秘书比较了解他，凑过去悄悄在他耳边说：“局长，人到齐了，开会吧。”局长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这故事当然是编的，但是，说明人们对这种东西的反感、厌恶。

 

　　“９·１１”不仅是美国的机会，也是中国的机会。搞不好中国就是“９·１１”最大的牺牲品，关键是你怎么把握，全世界都面临重新洗牌。研究美国，我们应把握它真正的内涵。不能光看小的，要看大处。有一句话说的好：经常议论别人的缺点，你就是一个道德水准低下者；经常议论人类的缺点，你就是一个思想家。

 

　　今天给你们讲了三个多小时，我的目标和我所追求的目标是人的解放。我相信，今天，我来跟大家讲课，与其说是我认识你们，不如说，是你们认识我。我十分坦荡，把我自己全部交给你们。我在你们面前展示我自己思想的裸体。尤其是我在最后谈了对西方、对美国的看法，并没有离开今天讲话的主题。有两条我要再补充讲一讲，第一，我是一个纯正的民族主义者。我讲的一切，都是为自己的国家好，自己的民族好。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为了它，我可以抛头颅、洒热血。我脑海中常留着朝鲜战争的一幕：１９５１年冬，我爸爸所在的部队向美军进攻。因为武器不如美军，必须在夜间潜伏在接敌最近处。一个连队悄悄潜伏下来，整整一晚上。那晚天降大雪，奇寒。天亮时，我军冲锋号吹响了，可潜伏的一百多个战士没有一个跃起来。原来他们全部被冻死了。至死他们仍保持着战斗队形。后来毛主席听了这件事的汇报，他当即脱下帽子，站立，久久不语。１９６２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歼灭了印军一个部队，这个部队当年曾编成在英军序列中，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过圆明园。毛主席接到电报后，拍案而起，说：“百年国耻！”同时，同志们还应看到，中国国情和西方不一样。有些事情虽然看到了，但不能一蹴而就。有些事情还没有看到。有些观念的差距，有待时日，方能减小。譬如，前几天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竞选时，就因为一个小小的问题差点败北。什么问题？他染了头发。在我国，染头发算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嘛。爱年轻之心人皆有嘛！几乎没有领导不染发。但在西方则不行。因为你染头发，就是给人一假象，就是不真实的表现，就是欺骗。而政治家这样做，则被人打问号。你看，苛刻到任何地步！

 

　　第一次和昆明基地的营以上干部见面，就非常率真地、大胆地讲这么多，这都是我研究的成果，我对自己的讲话负责。讲对的地方，你们就往心里去，讲错的地方，你们就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莞尔一笑，不要当回事。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我不能要求我的思想都给你们。我更不能要求把你们的思想都统一到某一个思想上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偏要追求那种可能，这是非常虚无飘渺的，实际上做不到。

 

　　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２００５年０１月０２注：本文是刘亚洲将军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时，在成都空军昆明基地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一次演讲

大陆陆军师排名

第一：54军127师

127师是从南昌起义一直到现在我军保存最完整的部队，我军历史上的一些顶级名将都是出自该师或在该师任职，如林彪、粟裕、徐海东、黄克诚等，该师除了朝鲜、印度之外几乎无役不与，可以说该师的团史都比人民解放军军史更长。战功赫赫、猛将如云，从建师起获得的功勋多不胜数，终生未打过败仗，可以说，127师打过的仗比一般的师去过的地方还多，战斗经验之丰富、战斗素质之高、战斗作风之英勇都是冠盖全军。大概将军不下180人。

第二：39军116师

116师是陕北红军红2627军的老底子，是39军急先锋，在39军大多数的功绩中116师基本上是主创者，而且在朝鲜战场上云山之战中战绩显赫，与美军、英军的头等王牌军都交过手并都取得了胜利，这在我军中恐怕绝无仅有，并解放了朝鲜的两个首都，在各次战役中都是头号主力师，而且在东北时就冠盖全军并极为好战，从建师以来每战必胜，军队政治素养极高，战役战术质量更是无人能出其右，在解放军中的地位非常高。

第三：38军113师

以前在38军中虽112师稍占点上风，但是113师是在朝鲜战场上的头号主力师，战功不低于116师，可以说38军的“万岁军”称号多一半是113师征得的。虽然有人评价说112师的最大作用是335团飞虎山大战美军使得112师2次战役没使上大劲，但是335团2次战役松谷峰阻击战打得也很好且112师主力是334团，所以这不是理由，我想113师一贯擅长长途奔袭和阵地阻击，如果派112师去三所里我看未必成功，因为113师仅比美军早到5分钟，如果112师去肯定又象1次战役一样放羊。在近10年中，113师的各项军事建设都比112师强，演习也把112师打得鸡飞狗跳，我想恐怕是113主官大部分是名门之后或是各项素养极高的原因吧，我记得毛主席的女婿曾在337团当官。大概将军不下140人。

第四：38军112师

作为4野第一师，在东北历次战役中一贯表现突出，但是打四平却弄得灰头土脸，以致在辽沉战役中看鸡崽，上了朝鲜慎于初战竞弄出黑人团的笑话，被彭德怀一顿狠撸，因为334团的老底子是彭总平江起义的看家部队，一上朝鲜就犯困自然把彭总的面子丢光，若是其它部队彭总就睁一眼闭一眼，自己的看家宝出了勺子背地里恐怕把38军的奶奶都操了个遍。若不是335团飞虎山、松谷峰（网上说松谷峰战役是113师打的是不对的）两个漂亮仗大翻身恐怕得气得吐血！不过112师的战斗力的确超强，第四次战役把美军打得很惨，若不是彭德怀让38军守山头112师打的会更好。现在112师地位已不是东北老大吃老本是不行的，在与1军蓝军团对顶时，334团团部被端很让112师没面子，近期演习也不敌113师，我认为112师应该换换脑筋了。大概将军170人。

第五：41军121师

原4野的4纵10师，是27军的大哥（留在山东的部队后成为27军），在东北时10师是4野的头等主力师，大战新开岭、激战塔山村都是10师的成名作。

第六：12军36师

刘邓的主力，王近山、杜义德的王牌，在2野中一贯独档一面，参加的战役多不胜数，战功显赫。大概将军110人。

第七：39军115师

徐海东带入陕北的红25军老底子，与116师一起扛起39军的大旗，作为39军的第二主力师，在历次战役中也是战功赫赫。大概将军140人。

第八：54军162师

在衡宝战役中，第135师先期楔入敌人纵深，击退了优势敌军的多次进攻，扭住敌人,为全歼桂系4个主力师起了关键作用。

第九：1军1师

1930年4月，红4军与红6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红2军团。1936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战争中编为八路军第120师358旅，先后参与创建了晋绥抗日根据地，挺进冀中，百团大战，保卫与发展晋西北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斗争。部队也先后扩编为张（宗逊）第358旅、彭（绍辉）第358旅及独立第1、第2旅。大概将军170人。

第十：20军58师（旅）

第20集团军的前身是红军主力长征离开南方后留在闽浙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部队，是陈毅、粟裕的领导下的老部队

首先，野外宿营地的选择要注意以下几点：
　　近水 营地要选择离水源近的地方，这样既能保证做饭饮用的用水，又能提供洗漱用水。但在深山密林中，近靠水源会遇到野生动物，要格外小心注意。
　　背风 最好是在小山丘的背风处，林间或林边空地、山洞、山脊的侧面和岩石下面等等。
　　避险 营地上方不要有滚石、滚木，不要在泥石流多发地建营，雷雨天不要在山顶或空旷地上安营，以免遭到雷击。
　　防兽 建营地时要仔细观察营地周围是否有野兽的足迹、粪便和巢穴，不要建在多蛇多鼠地带，以防伤人或损坏装备设施。要有驱蚊、虫、蝎药品和防护措施。在营地周围遍撒些草木灰，会非常有效地防止蛇、蝎、毒虫的侵扰。
　　日照 营地要尽可能选在日照时间较长的地方，这样会使营地比较温暖、干燥、清洁。便于晾晒衣服、物品和装备。
　　平整 营地的地面要平整，不要存有树根草根和尖石碎物，也不要有凹凸或斜坡，这样会损坏装备或刺伤人员，同时也会影响人员的休息质量。
　　最后清大家注意：在野外要保护自然环境，撤营时必须将燃火彻底熄灭。垃圾废物要尽可能带出，丢放在指定的地方，特殊情况无法带走时可将垃圾挖坑掩埋。
　　
　　火的引燃及实际应用
　　
　　首先是要寻找到易燃的引人物：如枯草、干例叶、桦树皮、松针、松脂、细树枝、纸、棉花等。
　　
　　其次是捡抬于柴：干柴要选择干燥、未腐朽的树干或枝条。要尽可能选择松树、栎树、柞树、桦树、槐树、山樱桃、山杏之类的硬木，燃烧时间长，火势大，木炭多。不要捡拾贴近地面的木柴，贴近地面的木柴湿度大，不易燃烧，已烟多熏人。
　　
　　接下来是要清理出一块避风、平坦、远离枯草和于柴的空地。将引人物放置中间，上面轻轻放上细松枝、细干柴等，再架起较大较长的木柴，然后点燃引人物。火堆的设置要因地制宜，可设计成锥形、星形、“并”宁形、并排形、屋顶形、牧场形等等。也可利用石块支起干柴或在宕石壁下面，把干柴斜靠在岩壁上，在下面放置引人物后点燃即可。一般情况下，在避风处挖一个直径1米左右，深约30厘米的坑。如果地面坚硬无法挖坑也可找些石块垒成一个圆圈，圆圈的大小根据火堆的大小而定。然后将引人物放在圆圈中间，上面架些干柴后，点燃引人物引燃干柴即成篝火。如果引火物将要燃尽时干柴还未燃起，则应从干柴的缝隙中继续添人引火物，直到把干柴燃烧起来为止，而不要重新架柴点火。
　　
　　点篝火最好选在近水处，或在篝火旁预备些泥上、沙石、青苔等用于及时灭火。
　　
　　迷向与迷路
　　
　　迷失方向和迷失路径是两口事
　　
　　迷失方向（迷向）：不知该怎样确定行进方向或辨认不清地磁方位（即分不看东南西北）。
　　迷失道路（迷路调不知该走哪条路或找不到原来的路径。
　　迷路会导致迷向，而迷向不一定就会迷路。
　　如何正确地辨认方向，基本方法如下：
　　罗盘（指北针）一个优质的罗盘是野外旅游的必备品。但要记住：罗盘指针指向“北”或“N”，这个方向是磁北方向，与真北方向有一个偏差角度，应计算出磁偏角的数差，以取得准确的罗盒方向。
　　带指针的手表 用于将手表托平，表盘向上，转动手表，将表盒上的时针指向太阳。这时，表的时针与表盘上的12点形成一个夹角，这个夹角的角平分线的延长线方向就是南方。
　　北极星 北极星是最好的指北针，北极星所在的方向就是正北方向。
　　北斗七星 也就是大熊星座，像一个巨大的勺子，在晴朗的夜空是很容易找到的，从勺边的两颗星的延长线方向看去，约间隔其5倍处，有一颗较亮的星星就是北极星，即正北方。
　　立竿见影 在晴朗的白天，用一根直扦，使其与地面垂直，插在地上，在太阳的照射下形成一个阴影。把一块石子放在影子的顶点处，约15分钟后，直杆影子的顶点移动到另一处时，再放一块石子，然后将两个石子连成一条直线，向太阳的一面是南方，相反的方向是北方，直扦越高、越细、越垂直于地面，影子移动的距离越长，测出的方向就越准。
　　树木、苔藓 树冠茂密的一面应是南方，稀疏的一面是北方。苔藓的道理与之相间。另外，通过观察树木的年轮也可判明方向。年轮纹路疏的一面朝南方，纹路密的一面朝北方。
　　积雪的融化 积雪融化的地方定是朝南方的。
　　迷途知返 在深山密林中，不仅会迷失方向，同时也会迷失路径。更多的时候，走在毫无人烟的林间密径，又没留下任伺路标，自己还不断地欣赏着“无限风光在险峰”和“山到绝处我为峰”的豪情，当自己开始意识到不对时，己是身处险境，不知原有的路径在伺处。心急之下，挥刀而上，砍出一条“血路”，却发现眼前山连山、峰挨峰，看不到尽头，来时的路己辨认不清，又生怕再次迷路，是走是留犹豫不定。
　　其实，在发现迷路的时候，自己高原有的路径一般不超过20分钟。这时不要着急，更不能乱喊乱跑，应冷静下来，仔细口忆一下刚才走过的泉水、已石、大树、水流、洞穴、山峰、岔路口等参照物，然后凭着自己的记忆寻找自己的足迹，退回到原来的路线上。
　　有一种可行的办法就是立刻分析山势走向和地理地貌的环境，然后判断出是否有野生动物并寻找到其走过的痕迹，沿着“兽道”走出险境，但必须非常警觉，以免遭到野兽的袭击或狩猎者设下的套、夹的伤害。一般来说山鞍或山脊会有兽道。
　　不论是在林木遮蔽的山林中，还是在丛草盖地的山坡上，低头近看，根本找不出路迹采，只有远看，看到几十米以外，才能隐约地看出一条草枝微斜、草叶微倾、叶背微翻的痕迹，然后再由远而近、由近再远、远近比较之后，就能分辨出路来了。
　　
　　如何在野外寻找水源
　　
　　听 凭借灵敏的听觉器官，多注意山脚、山涧、断崖、盆地、谷底等是否有山溪或瀑布的流水声，有无蛙声和水鸟的叫声等。如果能听到这些声音，说明你已经离有水源的地方不远了，并可证明这几的水源是流动的活水，可以直接饮用。但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要把风吹树叶的“哗哗”声当做流水的声音。
　　嗅 过鼻于，尽可能地嗅到潮湿气味，或因刮风带过来的泥土腥昧及水草的味道。然后沿气味的方向寻找水源。当然这要有一定经验积累。
　　观察 凭着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去观察动物、植物、气象、气候及地理环境等也可以找到水源。
　　根据地形地势（地理环境），判断地下水位的高低。
　　如山脚下往往会有地下水，低洼处、雨水集中处，以及水库的下游等地下水位均高。另外，在干河床的下面。河道的转弯处外侧的最低处，往下挖掘几米左右就能有水。但泥浆较多，需净化处理后，方可饮用。
　　
　　根据气候及地面干湿情况寻找水源
　　
　　如在炎热的夏季地面总是非常潮湿，在相问的气候条件下，地面久晒而不干不热的地方地下水位较高；在秋季地表有水气上升，凌晨常出现像纱中似的薄雾，晚上露水较重，且地面潮湿，说明地下水位高，水量充足；在寒冷的冬季，地表面的隙缝处有白霜时，地下水位也比较高；春季解冻早的地方和冬季封冻晚的地方以及降雪后融化快的地方地下水位均高。
　　
　　根据植物生长情况寻找水源
　　
　　生长着香蒲、沙柳、马莲、金针（也称黄花）、木芥的地方，水位比较高，旦水质也好；生长着灰菜、蓬篙、沙里旺的地方，也有地下水，但水质不好，有苦味或涩味，或带铁锈；初春时。其它例枝还设发芽时，独有一处树枝已发芽，此处有地下水；入秋时，同一地方其它树时己经枯黄，而独有一处树叶不黄，此处有地下水；另外，还如三角叶杨、梧桐、柳树、盐香柏，这些植物只长在有水的地方，在它们下面定能挖出地下水来。
　　
　　根据动物、昆虫的活动情况寻找水源
　　
　　夏蚊虫聚集，且飞成圆柱形状的地方一定有水；有青蛙、大蚂蚁、蜗牛居住的地方也有水；另外，燕子飞过的路线和衔泥筑巢的地方，都是有水源和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方。再有，鹌鹑傍晚时向水飞，清晨时背水飞；斑鸠群早晚飞向水源，这些也是判断水源的依据。
　　
　　根据天气查化寻找水源
　　
　　天空出现彩虹的地方，肯定有雨水；在乌黑、带有雷电的积雨云下面，定有雨水或冰雹；在总有浓雾的山谷里定有水源；靠收集露水也可缓解些燃眉之急。
　　
　　直接从植物中职水
　　
　　在南方的丛林中，到处都有野芭蕉，也叫仙人蕉。这种植物的芯含水量很大，只要用刀将其从底部迅速砍断，就会有干净的液体从茎中滴出，野芭蕉的嫩芯也可食用，在断粮的情况下，可以充饥。如果能找到野葛藤、葡萄藤、猕猴桃藤、五昧子藤等藤本植物也可从中获取饮用水。另外，在春天树木要发芽之时，还可从烨例、山榆树等乔木的树干及枝条中获取饮用水。注意：千万不要饮用那些带有乳浊液的藤或灌、乔木的汁液，有毒。另外，还可以从芦苔、仙人掌及其果实中获取饮水。
　　
　　提示：从植物中获取的饮用“水”，容易变质，最好即取即饮，不要长时间存放。
　　
　　上述取水方法在野外缺水时是有效的。然而，单纯地依靠上述方法去寻找水源却不是长久之计，且很复杂很辛苦。只限于少数人员（3-7）和短时间(3一5天）。不适合人员众多或时间过长。就安全而言，希望朋友们最好不要远离水源一两天的路程，也不要单枪匹马独闯丛林。
　　
　　当你在极度疲惫干渴之际，找到了水源，最好不要立即狂饮，应该就当时的环境条件对水源进行必要的净化和消毒处理，以避免因饮水而中毒或染上疾病。
　　
　　　
　　
　　野外饮用水的净化处理
　　
　　一般说来，除泉水和井水（地下深水井）可直接饮用外，不管是河水、湖水、溪水、雪水、雨水、露水，还是通过渗透、过滤、沉淀而得到的水，最好都应进行消毒处理后再饮用。那么，怎样进行消毒呢？方法如下：
　　
　　1．将净水药片放入水容器中，搅拌摇晃，静置几分钟，即可饮用，可灌人壶中存储备用。一般情况下，一片净水药片可对1升的水进行消毒，如果遇到水质较混浊可用之片净水药片进行消毒。口前，军队至都采用此法在野外对水进行消毒。
　　
　　2．如果没有净水药片，可以用随身携带的医用碘酒代替净水药片对水进行消毒。在己净化过的水中，每一升水滴人3一4滴碘酒，如果水质混浊，则在每升水中病人的碘酒要加倍。搅拌摇晃后，静置的时间也应长一些， 20一30分钟后，即可饮用或备用。
　　
　　3．利用亚氯酸盐，即漂白剂，也可以起到消毒的作用。在已净化的水中，每升水滴人漂白剂3、4滴，水质混浊则加倍，摇晃匀后，静置30分钟，即可饮用或备用。只是水中有些漂白剂的味几，注意不要把沉淀的浊物一同喝下去。
　　
　　4．如果以上的消毒药物均没有，正巧随身携带有野炊时用的食醋（白醋也行），也可以对水进行消毒。在净化过的水中倒人一些醋汁，搅匀后，静置30分钟后便可饮用。只是水中有些醋的酸味。
　　
　　5．在海拔高度不太高（海拔3000米以下）且有火种的情况丁，把本意沸5分钟，也是对水进行消毒的很好的方法。
　　
　　6．如果寻找到的水是咸水时，用地椒草与水间煮，这虽不能去掉原来的音咸，却能防止发生腹痛、腹胀、腹泻。如果水中有重金属盐或有毒矿物质，应用浓茶与水间煮，最后出现的沉淀物不要喝。
　　
　　目前，有一种饮水净化吸管，在野外非常实用，形如一支粗钢笔，经它净化的水无茵、无毒、无味，无任何杂质，不需经过沸煮即可饮用，很轻便。
　　
　　另外要提醒注意的是，在水源紧缺的情况下，要合理安排饮用水，不要为一时口渴而狂饮。另外，在野外工作或探险中，喝水也要讲究科学性。如果一次喝个够，身体会将吸收后多余的水分排泄掉，这样就会白白的浪费很多的水。如果在喝水时，一次只喝一两口，然后合在口中慢慢咽下，过一会儿感觉到口渴时再喝一口，慢慢地咽下，这样重复饮水，既可使身体将喝下的水充分吸收，又可解决口舌咽喉的干燥。一标准水壶(9一11升）的水量，运用正确的饮水方法，可使一个单兵在运动中坚持6一8小时，甚至更长些。

一、关于越南军队多为杂牌军和游击队的看法

　　1979年对越作战双方兵力对比和越军质量问题是网友们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越军精锐部队都调离了柬埔寨，与我军作战的只是越南杂牌部队和地方游击队，我军打成这样实在是丢脸。

　　与这种说法恰恰相反，越军在与我军的较量中是动了看家的老本的。越军四大全苏式装备王牌师（316A师，3师，346师，27师）中有三个投放在与我军的作战中，结果一个被全歼，两个遭重创。这个道理太浅显易懂了，既然越南认为中国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他们又怎么会把杂牌军投放在中越边境吗？这不是找死吗？关于越南侵略柬埔寨的军队数字，据柬埔寨方面的报道说是十万多人。而越北地区的防御部队，根据我军战前得到的情报是十五万人。事实上，单从他们有编制的与我军交手的正规部队看，就已经有十万人之多，还不包括其他地方武装和民兵。

　　相反，我军在此次战斗里的投入远不如越南，与越南倾国之力相比，我军只是动了一个手指头，既没有进行全国总动员也没有调集最精锐的王牌部队，当时，我军精锐主力多在北方防备苏军，那里集中了全军70%的装甲部队。此次战斗主要以广州军区、昆明军区部队和广西云南两地的边防部队为主，加派了兄弟军区的一些战斗骨干，越境作战的部队总数不过是20多万人，这与我军当时450万的常备军相比，显然只占了很少一部分。

　　下面看看交战双方具体的兵力部署，许多谣言机会不攻自破！

　　1、越军的作战思想及其兵力部署情况

　　（1）越军的战略――“一线取胜边境取胜”（并非所谓的诱敌深入）

　　1978年7月，越南把越北的第1军区，划分为两个军区。第1军区与我广西省接壤，第2军区与我云南省接壤，主要担负对我作战的指挥。在这两个军区内又分别增调2～3个野战师作为骨干力量。在与我广西、云南接壤的边界越方一侧，加紧进行作战准备。进行与华为敌的政治教育。研究了与我军作战的具体战法和作战方案。越军总政治局在对华作战教育提纲中要求，“把主力、地方、民兵三种力量结合起来；大打、中打、小打相结合”。并强调“一线取胜”，“"边境取胜”，“不允许放弃一个乡、一个县、一个省或一座城市”，说越军诱敌深入是错误的。在作战指导思想上，“既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又要保卫士地，这两个要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越南军方认为“中国军队武器比我们差，军队人数比我们多”，故要求“发挥综合力量，进行全民战争。”要求“首战告捷”，“打败战略第1梯队”。

　　（2）越军在越北地区的兵力部署情况

　　我东线（广西方向）当面为越军第一军区，越方部署有11个师另9个旅（团），成两线配置。第一线为高平、谅山、广宁省广大地区，部署6个师另6个团。这些部队番号是325B师、338师、3师、473师、304师、346师，另外还有越军43团、244团、576团、49团等部队。第二线为河北省和北太省地区，部署5个师另3个旅（团）。这些部队番号是312师、431师、327师、329师、242海岛守备师，另外还有越军196团、38旅、98团等部队。

　　我西线（云南方向）当面为越军第二军区，越方部署有第345师、316师、316A师、344师(生产师)以及部分地方武装共约55，000余人。

　　这些越军部队中有三支全部苏制装备劲旅：东线部署于高平地区的越军346师和位于谅山、同登的3师，西线部署于沙巴地区的越军第316A师。其中越军第346师又称“高北师”，师部驻高平南俊，下辖步兵246团，677团，851团，炮兵188团。其中246团是师主力，又称“新潮团”，抗法战争时期组建，当时是越军总参直属主力团，曾担任越共中央警卫任务，参加过边界战役和9号公路战役，擅长运动袭击和防御作战。越军第3师又称“金星师”，师部驻谅山及以南，下辖2团，12团，141团，炮兵68团，该师原驻南方，76年6月调至陆难陆岸地区，隶属第一军区，战前调至该地，该师及141团曾获越南“人民武装力量”称号，12团是该师主力，曾获“英雄团”称号，擅长进攻，能打近战，夜战，各级干部训练有素，实战经验丰富。越军第316A师是越军的“英雄师”，曾经获得过“决战决胜”的奖旗，越军各级连排干部培训都由该师负责，类似于越军军官教导总队。开战后，越军总部将其作为一个拳头，宣称其能随时在任意方向吃掉中国一个主力师。

　　除此之外，越方还加强了越北地区各省军事指挥部(相当于师级指挥机关)，下辖有独立团，县有独立营，在要点上设立公安屯，还有大量我方无法准确统计的民兵组织。公安屯是由越南特色的地方武装，越方的公安屯小的几十人，大的百余人，下辖1-4个机动班及侦察组，群众工作组，后勤组等。中越边境一线越军有27个公安屯，我钦州地区防城当面6个，南宁方向13个，百色当面8个。

　　2、我军参战部队序列

　　我东线（广西方向）集结的部队
　　广州军区：41军(121师122师123师)、42军(124师125师126师)、55军(163师164师165师)
　　武汉军区：20军58师、43军(127师128师129师)、54军(160师161师162师)
　　成都军区：50军(148师150师)

　　我西线（云南方向）集结的部队
　　昆明军区：11军(31师32师)、14军(40师41师42师)
　　成都军区：13军(37师38师39师)、50军149师和云南省军区边防部队

　　为保证作战的胜利，参战部队另配属了3个地炮师和高炮师、3个铁道兵团、1个通信团、1个防化团等支援部队。航空兵13个团另6个大队，空军高炮和地空导弹部队，海军南海舰队百余艘各型舰艇和百余架作战飞机也集结待命。

　　我军一线作战部队合计25个师，越军在这一线集结的正规部队合计15个师又9个旅（团），除此之外，越军第一军，第二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在河内地区布防。战争开始后，我军除54军160师外以上各部悉数参战，共有25个师的作战部队越境作战，越军也得到了两个河内卫戍师的增援。

　　说1979年我军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出动20余万人这个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军当面的越军也并非杂牌部队和地方武装。诱敌深入是我军的惯用战术，越军也确实受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但以此推论当时“越军实行诱敌深入的战术”这样的说法有些想当然了。

　　*参考《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战史讲义》

　　二、我军的伤亡问题以及敌我伤亡对比的问题

　　这也是网上关于越自卫反击争论的热点问题，也有一些别有用心者片面强调我军的伤亡，以此来证明攻击我军战斗力低下。甚至把这场战争看成中国军事的一大失败和耻辱。下面，我将就这个问题进行澄清。

　　1、于我军的伤亡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我军的伤亡人数，这个数字我看到过好几个版本：越方媒体报道说是歼灭我军3万多人，我《解放军报》报道说是伤亡4000人，这两个数字值得商榷。

　　最近，我无意中在旧书摊上买到了一本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这本书详细叙述了1979--1987年，我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后勤工作的情况，由于这是一本军方内部刊物，里头有些数字颇有参考价值：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军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尤其是2月17、18日两天伤亡达4000人，令后勤部门措手不及，无力全部救治，伤员死亡很多，教训深刻。

　　1984年4月28日收复老山，我军牺牲233人，其中主攻部队156人，助攻部队77人。7.12大战，我军共发射85毫米以上炮弹6.8万发，其中仅130毫米火箭弹达1.8万发，152毫米炮弹1.2万发。

　　1985年我边防某连在7天的防御作战中消耗手榴弹6000枚，子弹3.6万发，击毙越军40多人。后勤部门后补充其手榴弹8000枚，子弹4万发。被俘越军称其进攻部队每人配手榴弹2枚，子弹150发。

　　再补充少许该书上的资料：

　　老山前线，我军平均每一个战士需要14个后勤人员进行保障。后勤部门仅在一个仓库内便储存了47万枚手榴弹。每门152毫米炮按3个基数弹药保障。

　　1985年以后，由于使用直升机，我军重伤员从前线后送至师野战医院只需1个多小时，伤员死亡率下降到8%。

　　老山前线，我军共牺牲939人，支前民工牺牲64人。

　　*参考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

　　2、关于越军的伤亡

　　由于我军是越境作战，关于越军的伤亡很难准确统计。但越南方面对越军的伤亡一直是含糊其词，这恰恰表明了其伤亡极其惨重。老兵网友的帖子中说（转载）：

　　“关于越军的伤亡问题，我咨询了李存葆老师，据李老师说，他查阅的83年时候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档案说歼灭敌人近6万人，其中击毙敌人42000多人，击伤10000多人，俘虏2000多人。这个数字主要是我军与越南正规军的交战结果，包括成建制消灭越军第6师和第13师以及第25师，成建制消灭包括其“英雄团”在内的十三个团队。以及重创其316A师等多支部队，其地方民兵与公安部队与我军的交战记录还没算在内。敌被俘伤兵不治而死的数据也没算在内。单从战果统计看，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准确的。此外，据1979年越南劳动报公布的平民损失的数据，越南在此次战争中损失平民为5万人，因此可以推算，越南在79年战争中的伤亡，绝对在10万以上。

　　我军伤亡2.7万，越南伤亡10万，你们说，这样的战斗我军打的漂亮不漂亮，这样的战斗，我军是胜了还是败了？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老兵网友对越军各部队的番号描述与战史有出入，降低了可信度。关于越军的伤亡，我们可以看看越军几支主力部队遭受打击的程度就可知越军的伤亡之惨重！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国军方公布的遭受我军沉重打击的越军主力部队有第3师、第345师、第346师、第316A师等部队。

　　关于越军第3师：前面介绍过了，越军第3师又称“金星师”，下辖2团，12团，141团，炮兵68团，该师原驻南方，76年6月调至陆难陆岸地区，隶属第一军区，战前调至该地，该师及141团曾获越南“人民武装力量”称号，12团是该师主力，曾获“英雄团”称号，该“英雄团”曾经喊出过“打到凭祥吃早饭，打到南宁过春节”的狂妄口号。第3师擅长进攻，能打近战，夜战，各级干部训练有素，实战经验丰富。开战之初，越军“英雄团”即在同登被我军歼灭。1979年3月4日，我军强渡奇穷河，以8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攻克谅山，全歼越军第3师主力。谅山为中越边境重镇，自谅山以南，即进入平原地带，无险可守。自古越南叛离，若中国大军破谅山越南王即自缚请降。同日夜，越南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河内陷入一片混乱。想当初黎笋曾在电台里讲话，说要在谅山与我军决战。结果谅山只打了一天就丢了，吓的他甚至要迁都。

　　关于越军第346师：前面介绍过了，越军第346师又称“高北师”，下辖步兵246团，677团，851团，炮兵188团。其中246团是师主力，又称“新潮团”，抗法战争时期组建，当时是越军总参直属主力团，曾担任越共中央警卫任务，参加过边界战役和9号公路战役，擅长运动袭击和防御作战。1979年2月25日，我军以7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攻克越北重镇高平。越军主力346师被迫化整为零，采用分散作战的方法。1979年3月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表了撤军声明，越南政府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同日，我军基本全歼越军主力346师。师长黄扁山大校失踪，估计已被击毙。

　　关于越军第345师：在西线，我军集中6个师的优势兵力攻击柑塘。我军以7个师属炮群及82毫米以上火炮564门、在6公里正面上对敌火力急袭25分钟，然后发起攻击，逐次夺取敌人阵地。2月25日，我军攻克柑塘，守敌除越军345师师长梅荣兰带领少数人逃跑外，全部被歼灭。

　　关于越军第316A师：在我军猛攻柑糖时，黎笋下令越军第345师“死守柑塘矿区”，另外调遣其第316A师东援柑塘。前面介绍过了，316A师号称越军“英雄师”，越军总部曾授予该师“决战决胜”的奖旗，开战后，越军总部将其作为一个拳头，宣称其能随时在任意方向吃掉中国一个主力师。第316A师在越军中的地位类似于美军第4机步师和我军的第38集团军，可以说是越军的军旗部队。但该师甫一出动即遭我军39师阻击部队迎头痛击。但越军第316A师战斗精神极其顽强，为突破我军的阻击，甚至发动了少有军官集体冲锋。在岱乃制高点上，我军两个连队一天之内连续打退该师的18次集团冲锋，有力地确保了柑糖攻击的胜利，某部佤族战斗英雄阿尔子日一人消灭越军即不下一个排。越军316A师损失情况不详，只知道两个被证实的消息：

　　A、在岱乃阻击战中。有一次我军曾经数过越军拉走的其官兵尸体车辆，一共17卡车，后来的没有统计；B、柑塘被攻克后，我军一鼓作气又攻克了越南北方重镇沙巴，再次重创越军316A师，歼灭其逃跑的残部。在《中越战俘生活秘录》一书中，还介绍说，该师师长阮少雄的勤务兵被俘，据说他是准备和阮一起坐伏尔加逃跑时被一发车前10米处爆炸的加榴炮弹震昏后落单的。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越军第3师、第345师被我军全歼，越军第346师、第316A师被我军彻底击溃。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面前，越军主力尚且难逃厄运，越军其他部队可想而知，更遑论越军的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能有什么大作为了。

　　*参考《舰船知识》杂志

　　三、关于中国空军装备低劣、缺乏训练，惧怕越南空军米格-21飞机，因此不敢出动空军作战的看法

　　当时，我国空军装备的主力战机是歼6，歼7亦有少量列装。关于歼6在那个时代的国土防空作战中的辉煌战绩我在此不再赘述。

　　“中国空军怯战”，这是“外国军事专家”炮制一个经典笑话。既然“中国空军怯战”，那为何也不见“强大先进”的越南空军出动战机对我军进行空袭呢？凭两国军事实力的对比，只要是大脑正常的人就能得出结论：这次战争的战场主动权和战争节奏、战争强度完全由我军控制，未出动空军作战是我军避免战争升级采取的克制手段（中苏战略态势文末再论述）。根据中央军委的规定，空军在中越边境地区加强巡逻警戒，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一般不超出国境作战。

　　但中国空军并非无所作为。空军张廷发司令员根据军委的意图，经过反复酝酿思考，提出了“挽弓待发，先声夺人”的作战指导方针。其基本内容是：所有参战的航空兵部队和地面防空部队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敌机一旦入侵，就能予以有力的打击，军委一声令下，就能立即出动突击指定的目标。同时，在我边境上空组织声势强大的持续的空中巡逻，显示力量，威慑敌人，使敌空军不敢轻举妄动，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威慑是以实力为基础的，为了增加威慑力量，并在一旦敌机敢于出动时有更大的取胜把握，张廷发决定增调歼击机和轰炸机团进驻广西地区。他还亲自到广西、云南一线地区检查了部队的战斗准备，对各部队领导和飞行员作了战斗动员。

　　2月17日凌晨，我军按预定计划从东西两个方向先后发起对敌攻击。为了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我歼击航空兵按计划大量出动，不间断地在国境线我方一侧上空巡逻警戒。自卫还击作战第一天，我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就出动飞机一百多批数百架次，进行警戒、巡逻，形成了多方向、多层次的空中掩护态势。

　　*参考《共和国空战纪实 》
凯旋在子夜——再论关于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几个焦点问题（下）
林冲兄弟
　　四、对“背包带固定搭乘坦克的步兵”的看法

　　这个事例在网络上被广泛引用，影响较大，误导了很多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网友，认为我军不重视战士生命，缺乏训练和常识等等，林冲兄弟在此对此事例作一解读，希望可以对大家正确认识有所帮助。

　　要说明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说到不谈协同作战中的步兵搭乘坦克战术。我军的装甲部队的组建和战术运用是沿袭苏联模式，步兵搭乘坦克协同作战的战术，是苏联、美国等国军队的通用做法，即便是现在这个战术还是有效的。要知道苏联的装甲部队运用战术是战火中验证出来的，美国的也是，所以说步兵搭乘坦克协同作战战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有人提出步战车的问题来说步兵搭乘坦克战术已经落伍（但我军1988年才研制出步战车，第一个享受这个待遇的就是第38集团军），当时我军并未装备步战车，步兵搭乘坦克作战是最好的选择。

　　当时的战场环境，是在南方热带山地丛林作战，道路状况差，随时都会被越军伏击，长途奔袭中，步兵根本不可能坐汽车伴随进军，只有搭乘坦克进行协同作战。在高速颠簸行驶的坦克上，搭乘步兵也很难保持身体平衡，很容易被甩出去。是选择一不留神被甩下去摔压死伤、掉队（长途奔袭掉队不是被俘就是死亡），还是选择背包带绑在坦克上呢？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事实上，当时背包带绑着的多是体质较弱，训练较差，岁数较小的新兵，没全绑，干部、班长和战斗骨干是不绑的，尖刀车和前卫车上也是不允许的，随时准备下车消灭敌人反坦克火力点。

　　是战争就有伤亡，这是避免不了的事情。为了达成任务，不能不做必要的牺牲。这样做，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却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事实上，就是在现在，如果还是以那样的装备，在那样的环境下作战，恐怕还只能是这样的选择。要我是当时带兵的干部和老兵，也只能这样选择。爱护战士生命，就必须尽早完成任务，多杀伤敌人。只有尽快穿插到位，才能打乱越军部署，最大限度的减少战士的伤亡，这是一个辩证法。所谓“无谓的代价”不知道从何说起，任何方式都有利有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局部、个别的牺牲带来了全局的胜利，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就是最大的“有谓”！烈士长已矣，为了祖国边境的安宁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肆言评判烈士牺牲“无谓”无异于抹杀参战全体将士的血汗和功绩！

　　五、双方的武器装备对比的看法

　　我军的装备和敌人的对比也是许多人攻击我军的重点所在。许多人仅从当时我军枪械装备上就得出我军装备弱于越南装备的结论，并污蔑我军荒废军备建设。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真实的情况是：当时我军在枪械的装备上是与越军相差无几，因为越南的枪械主要是中国援助的，其军事工业也是中国帮助建立的。其装备与我军相似是正常的。何况，文革时，本着国际主义精神，我军当年总是把最好的装备援助给越南。因此，越南在枪械装备上不弱于我军是不足为奇的。而且，我军的武器质量是有问题，那是由于文革动乱造成的，前线将士没有责任，而且，正因如此，前线将士才更应得到我们的尊重。

　　事实上，在装备对比上，越军与我军最大差距的是在火炮上，这是质的差距。

　　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越军对中国军队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中国陆军占压倒优势的炮兵火力。据越军战俘反映，与美军作战时从未遇见过这么猛烈的炮火打击。美军由于拥有空中优势，作战中主要依靠空中火力支援，而中国军队炮兵的配备密度和火力强度远远超过越战中的美军。

　　通常在师进攻背景下，对尖刀连突破的火力强度为半小时内在一平方公里左右的设防工事区域及敌炮兵、指挥区域进行二至三次火力准备，投射七至八万发炮弹，其中近半为130～154毫米口径炮弹。70年的一次连进攻实兵演习一个月后，演习场区内原郁郁葱葱的满山树木，竟全部枯黄，死光了。

　　网上有人说中国空军力量不足有道理，但说中国陆军炮兵火力不足就外行了。实际上，中国陆军延袭苏军“大炮兵主义”，高度重视炮兵建设，其炮兵火力与苏美不相上下，远强于北约华约其他国家。越军炮兵在79年战争全程中一直被中国炮火有效压制，直到几年后老山战役时得到苏联122毫米“冰雹”火箭增程弹后，才得以对中国炮兵进行超射距袭击。（我记得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我军前线的任何一个班长都可以随时呼叫炮火支援，而越军只有团级指挥员才有这一权力。）这也是越军北部防线迅速崩溃的重要原因。

　　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一点，说这是“意淫”，我做一个说明，信不信由你。在一个关于炮兵的专业刊物，我看到的资料说，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军师一级建制部队的炮兵火力一次齐射投射的弹药总量确与当时的苏军相当，但火炮的质量要逊于苏军（可惜这本小册子找不到了）。

　　六、关于最后的撤军之谜和撤军时的伤亡问题的看法

　　这个问题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攻击对象，先是宣传说当时我军已经陷入了越南的陷阱里，后又以撤军的伤亡来攻击我军的战斗力低下，这些观点其实都是荒谬的。

　　我国撤军与对越作战的战略意图有关，而并非所谓“重蹈美军覆辙，陷入越战泥潭”。

　　中国对越作战的战略目标，是以围魏救赵之策，迫使越军减轻对柬埔寨梅莱山红色高棉基地的压力。以中国军事实力，若大举攻越，短期内拿下河内、海防等中心城市，并非难事。实际上，作战开始一周，越军边境地区防御即已全线崩溃，越314A师据守的谅山三面被围。谅山为中越边境重镇，自古越南叛离，若中国大军破谅山越南王即自缚请降。

　　我军撤军的真正原因有二：

　　一是当时我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仅有柬埔寨支持我军攻打越南，如果我国不撤军而将战争继续扩大化，国际舆论对我国将非常不利，几十年在第三世界辛苦建立起来的影响可能毁于一旦。

　　二是中国顾虑背后的苏联。我国1979年对越作战是一场真正的大国博弈，此时真正紧张的是中苏边境地区，当时中苏边境居民几乎转移一空，生产生活全部陷入停顿。在中苏交恶的60、70年代，苏军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苏军驻远东和外蒙的摩步师的战术作训大纲的核心内容之一即是以北京为突袭目标，要求摩步师每日前进50-70公里，苏军对我国北部地区压力极大，这也是当时我军精锐多数在北方的真正原因。由于苏联绝不会容忍中国夺占其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若中国攻占河内，更换越南政权，苏军在中国北方策应越南的可能性极大。中国对越作战从一开始就反复申明是边界反击战，就是向苏联表明绝无占领越南之意，防止苏联动手。在战役战术上，则采用“围点打援”策略，围住谅山而不攻陷，吸引越军主力从柬埔寨回援，歼灭越军主力部队后撤军，这样，救援柬埔寨的战略目标就达成了。实际上，越军开始确实中计，已将6个主力师，包括突破金边的203师从柬调回，企图增援谅山。当越军主力向谅山移动时，中国在谅山东南和西南方向的10多万部队随即向两侧运动，已张开了袋口。但中国由于顾虑苏联在北方行动而一再明示自己的意图终于起了作用，加上苏军卫星侦察到这一移动，并将情况通报了越军，使越南终于明白中国从一开始就说出的战略企图是真的，从而明白了中国军队对谅山围而不打的真实意图。于是，越军主力不再企图增援谅山，而回撤到河内以北布防。中国见战略企图已暴露，越军主力不会再上钩，只得对谅山合围发起攻击。攻击谅山只用一天半解决战斗，消灭了越军第3师主力的情况表明，这是是典型的“围点打援”战术，我军意在围歼增援的越军主力。

　　当然，由于苏联挚肘，中国被迫暴露战略企图，未能达成战略目标，不能不令人遗憾。中国军队在指挥、通信、后勤保障等方面也暴露出大量问题。美军估计，由于后勤方面的问题，中国军队越过边界300公里（不是区区50公里）后，作战能力将大幅下降。但在对越作战的各战役中，中国军队在火力和作战能力等各方面占压倒优势，追着越军打的情况，是事实。甚至在让侵越美军甚为头痛的小部队丛林游击战方面，中国陆军对越军也占压倒优势。这都是事实。

　　另外，关于我军撤退时遭越军反扑伤亡惨重的说法是错误的。我军在撤退时为防止越军反扑，各部队采取了轮番掩护的办法撤退，但事实上，越军的反扑是零星的，基本是“礼送”我军出境。事实上，当时我军的主要伤亡都来自沿途越南残余游击队的骚扰。这是因为我军推进过快，没有彻底肃清敌人零星逃亡部队，此外没有对占领区分派更多的部队守卫，使很多游击队势力死灰复燃，给我军带来了一定的伤亡。后来我军派出小部队坚决彻底的打击残余敌人，从3月9日起，我军的伤亡率即大大降低。

　　这一点请看一则1979年3月20日越南《人民报》摘要（撤军越军并未反扑）：

　　“侵略者出动六十万军队和进行全国动员，气势汹汹地闯进我国，他们企图炫耀武力，企图压倒我们的反抗，煽动整个国际对抗，实现吞并我国的计划，为它们征服整个印度支那、东南亚和更远的地方创造条件。

　　“当敌人遭到失败而被迫撤军时，我们表示了和平善意和放生的道德。让它们有条退路而不狙击它们。当侵略军全部撤回它们国家之后，我们随时准备谈判，以恢复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他们国家睦邻和平共处的关系。然而，我们清楚地知道反动势力仍然继续控制北京的政权。它们并没有放弃侵略和吞并我国的敌视政策和阴谋。它们等待着我们放松警惕、认不清它们的阴险阴谋和手段，以便它们进行象过去忽必烈父子那样新的冒险行动。

　　“前线各省同胞和战士已英勇战斗，建立了出色战功。但是要承受牺牲和艰苦。英雄人物应及时表彰，以鼓舞人心。首先，要迅速恢复生产和生活，克服战争后果，维持安全、秩序，随时对付敌人的新阴谋。党和国家的各个部门以及各地都有义务帮助前线各民族的同胞，总结这场战斗的经验，以健全我们的国防和其它各项工作。”

　　七、对战后反思的看法

　　《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文章中对战后反思所说的基本是事实，但是其中一些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

　　（一）对“当时中国军队实际上只重视培养士兵，缺乏知识的士兵很难适应现代军官的指挥要求”的看法

　　我国兵役法规定的是适龄青年均有义务入伍，对应征公民的学历未做明确要求，一般情况下征集的是具有高中学历的公民。实际上，由于中国教育体制和各地情况的不同等缘故，在很多地方，农村青年初中毕业，城镇青年高中或初中毕业都能参军入伍，许多城镇青年都把参军当做曲线就业的途径。即便是高中毕业的士兵也往往不能及时掌握新装备，例如海军某舰艇部队装备新型雷达几个月后，首长上舰视察，看见雷达竟然蒙着布，感到奇怪，询问该部队长得到的回答是士兵都不会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埋怨人武部的同志没把好关，要根治这个问题就要对现有教育体制、退伍转业体制和干部体制等方面入手，这个问题就扯的比较大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实际上，从优秀士兵中选拔军官是国际通用的，也是验证过的有效做法，例如以色列陆军条令规定：任命一名军官之前，必须看他在作战部队是否当过班长。未当过班长的永远不能成为军官。目前建立士官制度，给予了士兵成为职业军人的发展空间，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病。

　　（二）对“开始摆脱文革时期僵硬的人民战理论”的看法

　　作者这话说的隐晦，但是意思是清楚的，无非是说人民战争理论不再适应当前形势了。人民战争理论并不排斥职业化军队建设，对理论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地方进行新的内涵和形式阐述加以补充完善是对的，但是放弃人民战争理论则是错误的，与时俱进并不代表彻底抛弃原有的东西，人民战争理论是我国国防的重要思想，放在现在也是有其重大的积极意义。现代战争，随着武器装备智能化、战场多维化、作战方式多样化、作战理论综合化的发展，军人和平民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不仅需要有效制约侵略的职业化现代化的军队，也需要强大的随时可以投入作战的后备军和不穿军装的军人。在这样的形势下，人民战争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不仅不能削弱，而且需要大力加强。

　　八、我对1979年对越作战的一些看法

　　（一）越军与我军在战略战术素养上存在着的巨大差距

　　实际上，在1978年12月下旬，我军就封锁了边境，一直到1979年2月17日发起攻击期间，对面越军调兵遣将，始终是严阵以待，对我军的攻击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应对预案我军很难达成战役的突然性，部队一开始就是在强攻。而且我军一线作战部队合计25个师，对手是越军的正规部队15个师又9个旅（团）和大量的地方武装，除此之外，越军第一军，第二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在河内地区布防，战争开始后还向越北地区增援了两个河内卫戍师。兵力对比最多是2：1，我军作为进攻一方并不占绝对优势。

　　但我军大兵团作战能力显然非越军能比肩。“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军指挥员深谙此道，指挥大兵团作战得心应手，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运用得炉火纯青。在这样的作战思想指导下，我军每次攻击作战，均集中了绝对的优势兵力，志在必得。

　　反观越军的战略战术素养，实在乏善可陈，无可圈可点之处。越军在越南战争时期害怕美军的空中优势，很少进行师一级建制部队的作战，因此越军虽然久经沙场，但越军的指挥员普遍缺乏大兵团作战的经验。

　　另外，越南黎笋集团推行霸权主义政策，随着南北统一，美军撤出以后，军事战略也迅速改变。黎笋集团不顾国家经济实力，疯狂的扩军备战、穷兵黩武，1978年，越南正规军竟达100余万人，1979年军费开支仍然保持抗美战争期间的水平。再加上前苏联的支持和越军在解放南越、入侵柬埔寨时的一连串的军事胜利，黎笋集团被冲昏了头脑，过高的估计了越军的作战能力。1978年底，黎笋在军委会上说，越南的“战略思想是进攻的思想”。“我们把战略进攻思想贯彻始终，在建立严密防御的基础上，要求在全国，包括陆地、空中和海上在和平时期就要掌握主动”，越南的战略矛头直指中国。

　　黎笋集团狂妄至极，致使越军的整个战略思想是严重脱离实际。当越军遭遇真正的对手的时候，被彻底打回了原形。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中，越军先是叫嚣“一线取胜”，“边境取胜”，在1347公里的边境线上处处设防，结果处处挨打！在2月17日开战后，在东起广西龙州，西至云南金平的边界上，我军14路大军同时推进，越军第一道防线仅3个小时即全面崩溃。国境防线失守后，越军并未集中兵力，反而在黎笋的严令之下固守一城一地的得失，屯重兵于危城，又犯了兵家之大忌！越军各部队均被我军牵制，兵力分散，我军集中优势兵力攻其所必救，越军守其所不能守，完全摆出一副被动挨打的架势，战场态势一目了然！战争还未开始越军就已经输定了！西方有媒体比喻这场战争犹如“小刀切黄油”还真是很贴切，很内行的评价。

　　（二）关于我军在此次战争中暴露出来后勤保障等问题的解读

　　我军后勤保障薄弱与当时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战场环境有关。我军是人民子弟兵、国防军，不是世界警察。我国的国防战略开始是诱敌深入，层层削弱到现在的积极防御，御敌于国门之外，这两种战略不能说哪个对哪个错，都是根据形势和国情出发的务实战略。在这样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战场环境设定之下，强大的后勤力量并不是当时军队建设的重点突出问题，而且由于国力限制，好钢要用到刀刃上，我军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合理足够”，这就说明并不必要所有的部队都拥有强大的后勤力量，举例说明边防部队、守备部队、非主要方向的野战部队等等都不需要具备诸如机械化部队的后勤力量。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等诸多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在敌国境内作战，敌方几乎全民皆兵，热带山地丛林作战地域等综合因素促成，这是一场与我军以往战争都不相同的战争，也是第一次面对“人民战争”。

　　（也有评论说越军受我军的影响很深，可以说是我军的“影子部队”，并由此推论出越军熟悉我军的战术，我军因此而伤亡惨重。这话乍一听很对头，但别忘了，硬币有两面，我军也可以说是越军的“影子部队”，对越军的了解程度远非美军可比）。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这次战争是完全在对方国土上进行的，有热带山地丛林作战的地域因素，也有我军第一次面对“人民战争”（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的因素，导致我军很多战法和措施受到制约不能运用，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例如我军各部队之间的协调不力，得不到当地民众支持，情报来源有限，等等。

　　比如高平之战，计划由41军一部在攻占朔江，42军主力攻占东溪，42军125师沿小路直取高平，形成对高平越军第346师的战役合围。但由于42军125师穿插迂回部队对敌情判断不准，情况处置不当，没有按时到达指定位。42军主力（124师、126师）到达高平时，正准备发起攻击，接到友邻指挥部通报，说敌除原有部队外，852团也退守高平，有几十辆坦克。前线指挥员判断敌有三个团兵力，仅以42军主力攻击没有取胜把握，因而推迟了攻击时间。导致在战役合围圈内，战术上没有达成合围分割，延误了歼敌时机。

　　另外我军受文革的影响也很明显，文革时期生产的许多有质量问题的武器弹药遗害无穷，夺去了许多战士的生命（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小北京”因此而壮烈牺牲）。但是我军最后重创越北地区的越军，攻克军事重镇谅山，达成了战役目的。并在战后认真总结反思，对今后的军队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本文部分资料转自网友老参谋、士官长、老兵的文章

　　参考书目和资料：
　　长篇纪实《中越战争秘录》、《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战史讲义》、《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昆明军区后勤部）、《共和国空战纪实》、《舰船知识》杂志、越南《人民报》

　　东盟国家过去不相信中国会愿意采取军事行动。现在，观察家们认为，中国已经改变了亚洲的地理政治力量对比。

　　同印度支那接壤的唯一的东盟国家泰国从遏制越南的一个新阵容中获得的好处将最大。

　　泰国人最近几年来一直越来越接近中国，而且他们已表明希望继续改善关系。

　　中国和越南之间的冲突可能还要长期地继续下去。

 

标题：日报记者报道越南居民对中越冲突的反应

文章正文：
　　说在河内，边界冲突不久，食品供应越来越少，北方多数居民对打仗漠不关心；而在胡志明市人们都以中国为友，怀着期待心情，注视动向，反华宣传没有人听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三月八日发表该报驻曼谷记者近藤紘的报道，题为《越南的“南和北”》，摘译如下：

　　中越冲突正在走向平息。有机会听到在这一冲突下从越南出来的西方旅行者的谈话。据他们的见闻和体验，对这次中越冲突的看法，河内居民和胡志明市居民似乎完全相反。多数北方居民，以所谓的使人习惯了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注视着战争。而对河内政府怀有根深蒂固反感的胡志明市居民，都以“敌国”中国为友，怀着莫大的期待，注视着冲突的动向。在河内一言以蔽之，中年以上的居民以半厌烦、半不关心的表情说：“又是打仗。”宣传车出现街头，边走边讲：“野蛮的侵略开始了！”年轻女广播员一手抱着吃奶的孩子，一手拿着话筒，边走边说。年老的行人多数只是稍稍停一停，看着车走过去，没有显示出特别的关心。

　　开战十天左右，街头行人开始稍有减少。给每个生产单位的民兵组织，都配备了来福枪。食品由于送往前线，越来越少。在胡志明市胡志明市，尽管解放后生活极端困苦，但是每天早晨街头咖啡馆内，都挤满了没有工作的人。现在他们唯一的最大的乐趣是各自带来昨天晚上从电台等外国短波广播听到的消息，凑在一起议论：“中国军队能为我们干到什么地步？”特别是如果知道对方是外国人，他们会半公开地表明对中国的期待。当局方面的播音喇叭虽然宣传中国军队的残暴，但是没人听。对河内政府的反感和憎恨依然这么强烈，甚至习惯当地生活的外国人都感到惊讶。

　　有趣的是对北京的期待，越南人居住区远比中国人居住区强烈。

　　越南军队从去年至今年大举进攻柬埔寨。胡志明市的多数人不关心或者持批判态度。驻在胡志明市的北方官员中，也有不少人强烈批评这次进攻。甚至有的高级官员在熟悉的外国人民面前，仰天叹息说：“我国政府为什么干这种蠢事！”

　　胡志明市居民的不满所以没有表面化变成反体制运动和反战集会，最主要的是由于公安警察的彻底活动。据传，市内和地方还有旧政府军的余党。从河内方面出来的人说：“中越冲突如果发生在两年前，南方居民或许会发动反河内政府的叛乱。”

 

标题：西德《世界报》文章：《中国的英雄们轻装返回家园》
副题：说战争的结局证明不仅可教训越南也可教训苏联

文章正文：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三月七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英雄们轻装返回家园》，摘译如下：

　　在中国的宣传工具中，已开始对胜利进行一种有分寸的但是具有高度自信的宣传。士兵们作为英雄而归。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对战斗情况知道不多。他们知道他们的军队进行了“反攻”，士兵们作战很勇敢。

　　在中国，没有出现过对苏联可能进行干预的不安迹象。优势感压倒其他一切的感情。看来谁都不怀疑战争会有胜利的结局。

　　中国人对苏联态度的预言原则上是正确的。在中国的观察家对此不感到惊讶。苏联对中国的有限行动的结果，将比中国对越南采取的这种行动的结果更可疑。

　　中国太大了。如果它在一个地方受到攻击，便在另一个地方还击。那么那个想“惩罚”一下的人就将甩不掉扩大冲突的名声。显然，莫斯科想避免这种危险。

　　战争的结局证明正确的邓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不仅可“教训”越南，而且也可“教训”苏联。

　　认为会在军事上取得成就的坚定意志可能把这样的事实撇在一边，即越南不会被迫放弃其“亚洲古巴”的地位。

　　但中国的进攻震惊了河内。因此，在边界问题上作出让步不是不可能的。

　　勃列日涅夫现在更起劲地奉劝别人，不要向中国提供现代化的工业设备。

　　但西方的震惊没有影响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的谈判。英国人已同他们缔结了一百四十亿美元的贸易协定。关于出售“鹞式”直升飞机的谈判有成功的希望。

 

标题：西德报纸报道：《在香港的越南难民站在中国一边》

文章正文：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二月二十二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在香港的越南难民站在中国一边》，摘译如下：

　　在香港的难民营里，越南难民们担心，由于和中国打仗他们留在越南的亲属会被征召加入越南军队。在启德机场附近的难民营中，每当收音机广播战况时难民们便团团围在一起。

　　一些人公开对中国不打算超出作为“回击河内的挑衅而采取的有限行动”表示遗憾。一位二十来岁的越南大学生说：“在难民营中不论是越南人还是越南华人都赞成撤换现在的河内政府。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能够帮助我国人民的话，那是一件好事。”

　　乘坐运载难民的“惠风”号货船到香港来的越南华人张欣兴认为，越南百分之九十九的华人都赞成人民解放军对越南北部省份的进攻。难民们认为，要在柬埔寨和中国边境同时作战的话，越南军队拥有的士兵太少了。张欣兴谈到，当他得到通知要应征入伍时，就下决心逃跑了。“谁要是违抗，一夜之间便会失踪。我不愿有一天被越南人逼着向自己的同胞开枪”。

 

标题：泰报说：越南是在印支制造事端的罪魁祸首
副题：并说面对一群野狗的疯狂包围，不能对中立抱幻想

文章正文：
　　[本刊讯]泰国《暹罗之星报》三月八日发表题为《印度支那还不平静》的社论，摘要如下：

　　中国军队撤出越南，使担心这次战斗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导火线的各国都感到满意。

　　尽管泰国坚持中立，由于越南政府和高棉韩桑林一派指责泰国把领土和领海作为向高棉运送武器和军队的基地，已使泰国受到了很大影响。

　　只要有外国军队控制着印度支那的国家或者有人在幕后操纵印度支那国家，印度支那的局势就不会恢复正常和稳定。

　　越南是在印度支那半岛制造事端的罪魁祸首。越南制造事端的目的，是要控制和霸占老挝和高棉。可以相信，一旦越南实现了牢牢控制高棉和老挝的计划，那么，越南和在幕后支持这一计划的超级大国就会染指泰国领土，破坏东南亚的安全。

　　泰国应该警惕支持推行建立印支联邦计划的超级大国的阴谋。面对野狗的包围，如果泰国一味坚持中立，将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安全。

　　中国和越南之间的战斗，使泰国和全世界人民看到了被掩盖着的许多真相，并看清了越南及其支持者的真面目和力量。

　　泰国必须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迅速作好准备，增强自卫能力。当一群野狗如此疯狂地包围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对中立抱有幻想。

 

标题：新加波外长说：东南亚目前争端主要是越南造成的
副题：中国出兵越南是对越的一个惩戒行动

文章正文：
　　[法新社东京三月五日电]新加坡外交部长拉贾拉南今天重申东盟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出印支半岛的立场。前来此间出席今天举行的南北问题国际研讨会的拉贾拉南，今天在东京一家旅店会见新闻记者时说，东南亚目前的争端，主要是由于越南欲在东南亚寻求一个具有支配性的政治局面所造成的。

　　外长说，中国出兵越南不仅意味着是对越南的一个惩戒行动，也同时显示是对中国的柬埔寨友人，被废黜的波尔布特政权的支持。

 

标题：厄《商报》刊登读者来信《要由俄国负责》
副题：说俄国一直在谋求世界霸权，中国还击越是粉碎俄国的包围

文章正文：
　　[本刊讯]厄瓜多尔《商报》三月一日刊登一封读者来信，题为《要由俄国负责》，全文如下：社长先生：

　　苏联的宣传机器无数次地反复声称，俄国对外政策的最高目标是世界和平和各个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诚挚的合作。然而事实清楚而无可辩驳地表明，俄国人一直在谋求世界霸权。苏联的扩张主义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这是一个只要看一下目前的世界地图就可以证明的明显的事实。苏联已把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前葡属几内亚变成俄国的殖民飞地。这意味着是促进和平和尊重各国人民自由地行使自决权的原则吗？

　　苏联在埃塞俄比亚、阿富汗、越南和柬埔寨的影响是明显的。古巴在很久以前就是莫斯科的一个分店，而现代历史是，古巴企图把共产党的颠覆活动带到玻利维亚和我们大陆的其他国家。俄国控制了通过好望角的海上交通，并且已经把南大西洋变成苏联进行科学试验，军事演习和捕鱼的地区。

　　苏联统治了安哥拉对南美的影响是确凿的事实。巴西的东北部离安哥拉的海岸只有五千五百公里。布宜诺斯艾利斯同安哥拉的首都和主要港口罗安达之间的距离只有六千五百公里。

　　俄国的扩张主义在最近一些日子里加速了它的步伐。大量的事实表明苏联渗入了结束君主政体的伊朗革命和俄国企图对整个中东扩大其强有力的影响。

　　俄国的扩张主义必定同西方集团和中国集团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

　　俄国在把越南和柬埔寨纳入它的势力范围时，实际上已对中国实行了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不进行斗争而屈从于苏联帝国主义的企图；要么就是粉碎俄国的包围。中国同越南之间的战争向我们表明，中国作出了第二种选择。

　　塞萨尔·维森特·贝拉斯克斯
　　二月二十七日
　　于基多

 

标题：越《人民报》社论《战斗还要继续下去》
副题：叫嚷我是越“世敌”，越一分钟也不能放松警惕

文章正文：
　　[本刊讯[越南《人民报》三月九日发表一篇题为《战斗还要继续下去》的社论说：

　　面对我国军民的坚决还击，面对进步人类的伟大力量，中国侵略者被迫后退一步。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它们被迫宣布开始把它们的全部军队撤回国。但是，实际上，它们的侵略军仍然在继续进行战争行动。面对这一形势，我全军和全民一分钟也绝不能放松警惕。党中央号召书和国家总动员令仍然拥有其全部的价值，并且要更加坚决、紧张和彻底地贯彻它。

　　我们的世敌虽然遭到沉痛的打击，但仍没有放弃侵略意志。我们要随时准备战斗，直至我们国土上没有一个中国侵略者时为止，并要随时提防它们返回来

 

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昨天的积累，明天的成功则有赖于今天的努力。

     历史上伟大的变革总是悄悄地发生。当蒸汽机车被发明出来的时候，有多少人意识到这
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端？不，更多的人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技术改良，甚至是一个杂耍。
    一位体面的英国绅士骑着马儿，风度翩翩地证明自己比火车跑得快，同时体面而又风度
翩翩地使自己成了历史笑料。

       虽然黑猩猩和人类的进化史大约有99.5%是共同的，但人类的大多数思想家把黑猩猩视为畸形异状、与人类毫不相干的怪物，而把他们自己看成是上升为万物之主的阶梯。对一个进化论者来说，情况绝非如此。认为某一物种比另一物种高尚是毫无客观依据的。不论是黑猩猩和人类，还是蜥蜴和真菌，他们都是经过长达约三十亿年之久的所谓自然选择这一过程进化而来。每一物种之内，某些个体比另一些个体留下更多的生存后代，因此，这些得以繁殖的幸运者的可遗传特性（基因），在其下一代中的数量就变得更加可观。基因的非随机性的区分繁殖就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造就了我们，因此，要想了解我们的自身特性，就必须懂得自然选择。

      下午和同学到世贸转转，发现一家宠物店，除了一般的金鱼，白兔，鹦鹉外，还有蜥蜴，蝎子，仓鼠，龟。。。。。。

      很多年前的一个傍晚，在乡间田野，我和三哥，还有表弟整理秸秆，还有抓蜥蜴，那是记忆中唯一一次抓蜥蜴，之后再也没抓过。。。。。。。

（图片说明：我小时侯生活的山村）